符号论与修辞学

符号论专家表明:我们生活在符号世界里,而且处处都是符号的世界里,各种符号向我们传送各种信息,因此,我们的意识与视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么什么才能称得上符号呢? 一、什么是符号符号是具有表义功能的表达手段。换句话说,所有标记、图象及其物品,只要能与“表义功能”结合,就可成为符号,所以符号是“具有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例如:“玖瑰花”不是符号,只     

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研究

术语翻译是将原语术语的语言符号转变为译语术语语言符号的思维过程,故而术语翻译必然会受到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的制约。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对术语翻译的“现有译法”和“找译译法”进行了探讨。认为：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断是“现有译法”的理论基础;索绪尔语言符号不变性论断是“找译译法”的理论基础;“找译译法”适用于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现有译法”适用于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将“现有译法”误用到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是造成目前术语翻译难,术语误译多的根本原因。     

真实世界中的“愤怒”多模态隐喻表征

基于多模态隐喻理论,人类的“愤怒”情感隐喻概念不仅可以用语言来表征,还可以用诸如声音符号、颜色符号、体势符号、行为/事件符号等其他模态符号来表征。在认知理据和认知模式上,真实世界中的“愤怒”与基于语言、漫画、动画片研究的“愤怒”不完全一致,如“白脸”在基于后者的研究中无法找到理据,“愤怒”也不总是出现已有认知模式的“失控”状态,也可以从一开始就是“平静的”。     

《聊斋志异》情爱叙事之叙述声音与 “现实主义”指向

《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其基本功能是建构一个“叙述者框架”,这个符号表意框架将整个叙述构筑成为有意义的整体。无主体性的女性形象是男性欲望话语的能指符号,介于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书斋是生命激情与文化规训矛盾的空间隐喻,“谁看”与“谁说”的区分意在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叙述的统一,凸显《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之叙述声音,传达出 “现实主义”叙事意趣。     

论文学符号的本质与功能性结构关系

符号的本质是在特定结构关系中承担着某种功能并产生着一定意义的媒介物。其最核心的概念是“系统”、“功能”和“意义”。文学符号与语言符号一样 ,也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在文学符号的内部 ,又包含着各种代码 ,其中最重要的文学代码有“性格代码”、“背景代码”和“情感代码”三种。这就决定着文学符号又是一个具有着强烈的自主功能性、清晰的层次性和内在的编码性的有机运作过程。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隐喻、空间、消费——《山河故人》中的离散与失忆

［摘要］贾樟柯在电影《山河故人》中运用大量表意符号,用深固和游走的隐喻符号传递乡愁,用血缘、个体、人情的表意空间符号延续个体情感,用文化失语与情感断裂的错位消费符号反映现代性文化失语,在“隐喻”“空间”中“消费”着活在不同阶层人们感知世界的离散与失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理符号机制探究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机制。在诸多中华文化符号中，地理符号丰富而特殊，是彰显民族形象、增强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历史上不断被塑造出来的中华地理符号，从“领土认同”、“一体感”心理、“我者”与“他者”身份体验、“令人热爱”情感等维度，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在当下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明确符号生产的价值取向、深挖各类符号资源、健全符号传播与内化机制、强化符号功能，进而全面推动中华地理符号的建设升级，对于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蚌埠双墩遗址陶符看史前陶器刻划符号的性质

双墩遗址陶符中象形类的刻划符号以及“文字画”类陶符,可以证明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产生于裴李岗、青莲岗与仰韶文化时期,虽还不是成熟的汉字,但这些与后来汉字形体结构一脉相承,应该就是汉字的源头和孕育期,可称之为“文字性符号”和“文字画”。双墩遗址陶符中的几何类的刻划符号,可称之为“非文字性符号”,与后来汉字没有什么关系。数量甚多的双墩遗址陶符对我们检视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的性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武侠小说表意形式“否定”中的前行及后果——从格雷马斯符号方阵看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

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以“江湖”符号表意的“否定”前行为内驱力,呈现出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式的全否定格局。从“剑仙”江湖、“英雄”江湖、“人”的江湖到亦正亦邪的侠客江湖,20世纪武侠小说“江湖”表意方式依次否定与渐趋圆熟。但在此后,武侠“江湖”作为幻想性表意符号已彻底跌落“现实”,这与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以“前现代”的情景幻象否定在现实中无力参与的现代化大潮——明显相悖。武侠必须在“江湖”新的符号表意形式的生成中,完成其“幻想性”的重塑。     

传媒运作与日常生活的三重结构

本文以《成都商报》的媒介符号特征考察入手,以“传媒与日常生活分析模型”为依据,论述了大众的日 常生活的“三重结构”,提出了传媒符号与日常生活的对应性观点。作者把大众传媒的新闻符号和广告符号作为两 条并行的符号线索,考察《成都商报》在符号生产上的“平民化”定位。作者认为,媒介营销成功的市场定位,不仅 要求能锁定目标市场,更要求深入地了解目标市场,了解目标受众与日常生活结构相对应的心理结构和符号需求。     

影像传播与符号权力：“农民工讨薪”的阶层分化研究

从“农民工讨薪”事件的影像传播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农民工”的阶层身份,还是“讨薪”的抗争过程,都不是一种简单的“劳资纠纷”现象,而是“阶层分化”过程。影像符号隐喻的政治权力无处不在,政治叙事也成了“讨薪”中独特的话语模式。其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政治叙事建构了“官民博弈”的舆论场,在这个场域中,影像符号成了阶层博弈工具,手段是技术层面的政治修辞、身份层面的权力生产、受众层面的符号消费。三个层面同位存在、同时发生：修辞路径中的戏剧性影像、新闻漫画、血腥影像,本身就具备了符号消费的潜质,符号消费的过程又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生产。     

“人—符号—文化”：论空间导向设计的符号逻辑

导向符号的构建既不是简单粗暴的符号“打劫”,也不是盲目的符号“堆砌”,而是一个严谨的符号表意过程,其间每个符号节点都应是让空间特性便于识别的个体表征,符号形体针对符号对象（“人”和“文化”）提出相应的符号解释,并传达信息以简化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导向符号所营造的“场”其实是一种实践体系,它不仅提供功能作用,同时也是文化和情感的“容器”。客观上由“造型”到“服务”的转向是由符号特性和符号活动的规律所决定,同时也是空间导向设计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毛南族“肥套”的符号类型、象征及其功能解析

毛南族“肥套”融合了毛南族的傩歌、傩舞、傩乐、傩诵等形式,是中国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南族“肥套”在传播中蕴含着大量符号,这些符号类型丰富多样,意义的产生遵循着特定的程序,各种符号具有着多重功能,借助于这些符号,实现毛南族傩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

民俗文化是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每个民俗文化符号 ,都传达着特定的民族的、民俗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民俗文化符号无论是以物质或精神的形式融入商品之中 ,即会产生“超值”现象。发掘、生产、销售这种“民俗文化符号” ,是第三产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民俗文化产业。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甲骨文“来”字构形及其相关简

甲骨卜辞中的“来”被解释为像麦子之形,是象形字,即“麦”的古字初文,在卜辞中被假借为往来之“来”,“麦”是为其假借义而造的后起本字,“来”字上面的横画学界多认为是文字学上无意义的羡余符号,即赘笔。本文认为,这一赘笔是具有指示性的符号,与汉字构意有关,它标出了麦子的穗实,指出与其他农作物穗实在外形上的差别,即区别性特征,这体现着人们为同类事物造字构形时的思维方式。     

文学结构本体论——论韦勒克的文学本质观

韦勒克是 2 0世纪最杰出的文论家之一。韦勒克基于现象学文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学作品存在方式论”将文学作品的本体视为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这种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规定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虚构性”和“想象性”三种本质特征     

试论夏部族河宗氏后裔的南徙与河伯、冰夷神话的重组

汾河上游及黄河河套一带，是早期夏人繁衍之地，有名的河宗氏部族即生活于此。河宗氏部族的后裔沿黄河南徙，其中一支跋涉至渭水下游及黄河河曲一带，号称“河伯无夷”。这一地域本是川神冰夷（ 无夷） 崇拜者的故居之地，也是川神冰夷（ 无夷） 神话产生和流传地。“河伯无夷”作为符号形式，既体现着河宗氏后裔与川神崇拜者的融合，又意味着河神与川神的融合。它是含容着不同文化内涵的两组符号的重组。     

地方文化符号化悖论及破解进路

为应对高度全球化发展造成的“附近的消失”与“地方消失”,符号作为形式化地方文化的“所指”措施应运而生。然而，地方文化符号化这一进路看似合理背后却另存悖论——越想将“地方”象征抽象为某些固定符号，“地方”(能指)越可能被符号(所指)所局限。地方文化符号化产生于现代人在同质化空间构建异境背景下对不同空间感的追求，是在凝练“地方”空间历程中促生的文化转向，以生成地域性文化图样供消费。符号一旦遭遇资本物化，符号泛化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即随之而来，同时以民族为抽象出的地方文化符号能兼备地方性与世界性，不自觉地使其陷入两难境地。当然，“地方”不会因符号而消失，为“地方”灵魂的持存，要强化地方感，避免寻回“地方”进程中的矫枉过正，其破解进路要遵循好本土性、全球性的基本原则，厚植地方个性兼并世界性的包容性、差异化美学来塑造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