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行为学视域看译者的翻译行为及评价体系

译者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同时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为了满足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进行翻译。因此,译者的翻译行为既具有泽者的个人特点,也反映了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需求。社会因素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对译者的选材、翻译策略、翻译目的等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泽者的个人心理行为也会通过翻译行为影响社会。所以评价译者的翻译行为要充分考虑以下三点：译作的可接受性及其影响力、译者生活的时代背景及要求、译者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     

张爱玲翻译边缘化现象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张爱玲除了其著名的作家身份外,也是一位硕果颇丰的翻译家,但她的译者地位一直被边缘化。借用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从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翻译生态环境的外因和译者心理机制等翻译生态环境的内因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干涉和影响及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及选择来诠释张爱玲翻译边缘化现象,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张爱玲翻译的价值,拓展翻译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译者的主体因素与翻译选择--兼谈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选择"译什么"和"怎么译"时,其主体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对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起着重要影响.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可以说明译者的主体因素,尤其是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从耗散理论看文学翻译译者审美心理结构

主要探讨了文学翻译译者审美心理结构的主要因素,其心理结构的耗散性,及耗散结构理论对译者审美心理研究的启示。在文学翻译中,美感的产生就是审美主体（译者）与审美客体（原作）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其相互作用中,作为中介的审美心理结构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的耗散系统,其内部各个因素与系统间的非线性关系产生协同作用,从而达到相对的稳定和有序。     

政治文化语境与鲁迅晚期翻译

翻译总是与特定的语境有关,受到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印记对鲁迅晚期的翻译实践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其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都体现出译者的政治文化诉求.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译者主体性及其在翻译选材时的彰显

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主体,在民族文化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当中没得到重视。但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关注和提高。在以往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剖析其被忽视的原因,讨论译者选材以及影响选材但又与译者主体性有关的一些因素。     

论郁达夫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选材上的体现

翻译选材是个复杂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内部因素与其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着译者的选材。作为声称＂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的译者,郁达夫选择了他最爱的德国小说;作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他践行着该社译介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材策略;作为新文学草创期有责任感的普通翻译从业者,他自觉顺应了主流翻译选材趋势,选择了爱尔兰等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郁达夫在翻译选材上充分彰显了其译者主体性。     

从归化到异化—鲁迅翻译观转变中的主体性研究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和创作主体,其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各种影响的重写过程,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主流社会的诗学以及赞助因素对译者主体起到最主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形成。鲁迅翻译观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与其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所处社会的诗学因素和赞助因素都是密不可分的。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试论影响译者选择的五种因素

翻译过程是译者不断做出决定与选择取舍的过程，是译者主体性能动作用的一种体现。影响译者选择的因素有多种，本文从意识形态、译者的文化取向、译者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以及译者的个性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并以实例说明这五个方面是如何影响译者选择的。     

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体现出主体性,但是其主体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权力话语就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伦理观念等权力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和操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因此译者主体性是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能动性。     

翻译生态系统要素结构研究

运用了文献研究、质性研究、实证研究层层递进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生态系统要素结构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法和焦点团体访谈,找到构成翻译生态系统的23个项目和70个词条,然后进行了问卷调研、因子分析与因子命名、路径分析和T值检验等一系列实证研究,最终建立了由5个类别21个要素构成的翻译生态系统。其中,宏观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自然环境;支持环境因素包括翻译资源、行业环境、翻译研究和权力因素;作者因素包括作者理念、作者语言和文本因素;译者因素包括价值理念、翻译动机、译者情感、专业能力、语言能力和创造能力;读者因素包括读者理念、读者语言和读者情感。     

论翻译文体学视域下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与翻译策略

典籍英译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文体选择的过程。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采用相应的翻译把自己的信息意图通过文体选择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并不重．重的是译语读者基于译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译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与原语读者基于原作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原作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是否一致。如果译者不仅保留了原作者的信息意图,而且其文体选择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文体选择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其译文即可被认为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基于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的语篇翻译分析与译者主体性研究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是建立在体验哲学基础上的翻译理论,对语篇翻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入手,分析了语言认知和体验对语篇翻译的影响,并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探讨了在语篇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泽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翻译生态学视域下的十八大报告英译研究

从翻译生态学出发,充分考察了十八大报告翻译中的实例,表明翻译生态学理论对政论文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译者的选择和适应两个角度,就十八大报告翻译的全过程展开论述,表明了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是对需要、能力和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从规范视角看儿童文学翻译——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苏农译本为例

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欧美家喻户晓,尤以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最为成功,其译作在中国也广受好评,这与其译者是紧密相关的。以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译者在其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典型的策略进行分析,找寻其所遵循的翻译规范来探讨儿童文学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