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广州大学城的调研

此项研究探讨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互动作用对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低风险-高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高风险-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而高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低。对于影响风险-收益感知的因素,公众参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众参与是通过风险-收益感知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度。     

城市风险事件中专家和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在张力——基于兰州“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的研究

在环境风险的治理中,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已成现实问题,其中危害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的风险最为引人关注。以兰州市“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采用现有研究常用的风险特征量表,测量不同群体对这一特定事件的风险感知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在学理结构上可分为风险影响、风险接受、风险控制和风险认识四个维度,公众对风险的总体感知显著高于专家;针对专家与公众在知识体系、沟通机制、价值目标等维度上产生风险感知差异的原因,需要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公民参与、舆论有效引导等措施以减少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化解潜在的稳定风险。     

沟通、感知和共识:风险传播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在公众参与这个公共空间里,风险传播的主体是最大范围的公众,内涵是一种公共审议以影响当权者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过程;风险感知的提升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而这一过程受制于观点讨论、政治倾向的影响比科学素养等其他要素要大。公众参与的效果衡量标准是多样的,而具体某一个公众参与活动目标可能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些要素,程序正义、结果正义、工具论、规范论与信息正义等多个方面中的某些而忽略其他要素。其中,科学、民主与公正是风险传播中公众参与以影响风险管理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目标。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基于感知风险理论的电子商务行业顾客参与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感知风险理论，以顾客参与度较高的电子商务行业为背景，构建理论模型并实证检验了感知风险各维度对顾客参与行为的驱动作用及主要人口统计变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感知风险对顾客参与有明显的驱动作用，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对感知功能风险、服务风险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对其他感知风险维度均有明显调节作用。     

风险、信任与程序公正:邻避态度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文章以PX项目为例,基于全国1028份公众调查的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了影响公众态度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分别对公众态度产生直接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程序公正虽然没有对公众态度产生直接影响,却通过影响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间接影响公众态度。公正合理的选址程序会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政府信任,从而增加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文章认为,在大部分邻避事件中公众表现出来的"不安全"、"不信任"担忧最终可以归结为对"不公正"的抗议。基于此发现,文章讨论了改进选址决策程序的思路和方向。     

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感知风险和食品安全舆情相关理论,以合肥、福州、石家庄三个城市的592名城镇居民为案例,探讨个体变量、环境变量、政府的舆情处置行为对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等个体变量的差异并不会引起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显著变化;而家庭收入水平、公众对舆情传播渠道的信任程度等环境变量对公众的舆情处置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在政府的舆情处置行为变量中,政府舆情处置效率对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发布信息的真实性也会影响公众的舆情处置感知。     

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研究 ——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从农户视角分析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经历后果维度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的感受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受灾经历感受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后果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在一重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可能性和后果模型中,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均起遮蔽效应;风险感知感受-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     

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在地居民参与特色小镇建设意愿关系的研究

特色小镇成为时下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热点,而打造小镇特色生态链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参与,同样地,乡村文化传承和小镇运营亦需当地居民支持。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青岛市国家级青少年足球小镇为例,通过运用PLS-SEM实证检验当地居民参与特色小镇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风险感知影响当地居民的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同时,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直接影响当地居民参与意愿;且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风险感知通过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当地居民参与意愿,但是政府信任对主观规范影响不显著。故目的地政府应该注重构建特色小镇利益共同体以提高当地居民的获得感、提升居民参与的保障性、提高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抗风险能力,注重居民利益以此激发参与积极性。     

公共危机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以XX县XX镇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风潮日益加剧,潜在社会风险一般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而显性的社会风险往往表征为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文章以XX基层政府疫情防控与公众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等手段,对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与公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知,政府能力建设与公民公共危机了解程度高度显著;基层政府建设与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交互作用影响公民对疫情防控的了解程度;基层政府公共危机中的行政能力建设与基层政府行政效能高度显著;基层政府行政建设能力对公民疫情防控了解程度的中介作用受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调节.结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要想提高公众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应完善信息的流通反馈机制,注重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健全科学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及建立信息多元评价体系.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之公权力运用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发展不确定性和处置紧迫性,需要运用以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权力应对。法治通过规制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发挥重要作用。行政权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适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期限特定和高效原则。刑事司法权在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除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原则、罪刑相当原则这三大基本原则外,还应对涉及公共事件的犯罪进行及时打击,也有权在量刑上予以从重处罚。     

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

从理论上看,新公共管理有七大原则;而从实践上看,它有五大模式。从公共行政价值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追求效率和目标的西格玛型价值;从公共行政传统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一种威尔逊传统和杰佛逊传统的综合;而从公共行政范式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最新的范式变迁。新公共管理对于公共行政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府责任体制。因此,公共行政的发展应当整合新公共管理的这些积极贡献。     

城市公共艺术的公众文化性具体体现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城市公共艺术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其手法和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成为人们生活中对艺术最直接的参照和感观因素.城市公共艺术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公共性、文化性、艺术性、历史性及地域性的设计和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公共生活中的公共信用构建

本文从公共生活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入手,探讨公共生活与公共精神、公共信用的关系,探索“公共本位”生活中的公共信用构建路径。     

公众参与:新时期舆论引导的正确选择

当今世界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观念日趋多样化,大众传媒通过"单向意见整合"使社会思想一体化已不可能,变革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势在必行.沿着历史文化脉络考察可以发现,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源自文化精英主导的话语方式.还话语权予社会公众.让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舆论引导是传播社会学中"社会参与论"的题中应有之意,社会调查也表明这种舆论引导方式更为有效.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舆论引导既与以共同体自治为特征的良好治理方式相适应.又与发挥公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的中央精神相一致,并与互联网带动下的交互式传播潮流相契合.因而是新时期传媒的正确选择.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由交往空间,旨在通过理性和自由的讨论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需要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但中国目前公共知识分子主体性角色发挥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知识体制的专业化使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产生脱离;二是功利主义的侵蚀使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公共关怀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要履行好作为建构公共领域主体的神圣使命必须克服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弊端和只有专业素养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公共化的设计--谈城市公共雕塑与环境

城市公共雕塑注重与公众的互动、与环境的协调变化 ,它是根据艺术家的想象力和环境空间的诸因素 ,合理地进行构想设计 ,创造出一个与公众环境互动协调的艺术空间来 ;同时 ,强化环境的特质 ,激发环境的生气与活力。城市公共雕塑与公众、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城市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公共利益"与"公共使用"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在我国现行众多包含"公共利益"的法律文本中,其立法意图上存在着明显对公权力的授权和对私权利的限制倾向,这种状态甚至达到了近乎被滥用的趋势.美英法律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使用"差别含义作出的厘定,以及它们采用的"逐例"(case by case)原则下的"公共利益"评判标准,对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十分有益的启发.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财政还是公共选择?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被边缘化的农村既不存在与城市类似的财政安排,也不存在基于私人自愿集体行动的公共选择机制。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公共财政的资金投入或制度导入,还是乡村治理的改进都有益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公平的权衡。城乡公共财政均等化战略在当前至关重要,但在政府行为战略性推进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培育农村自愿集体行动组织,并避免业已自发形成的自愿合作秩序受到“理性自负”的冲击和破坏,从而兼顾均等化战略所产生的一次性社会改进与长期性社会改进机制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