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以“快播”案为切入点

当前以“快播”案为代表的大量网络色情犯罪进入刑事司法诉讼领域,而诸多关键证据系来源于行政证据。由于法律条文的粗疏,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面临诸多问题,并集中体现在“快播”案中。通过剖析诉讼法理和法律规定可知,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关联性应当以采纳适格证据为原则,符合“质”、“量”要求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赋予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瑕疵行政证据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不应一概排除。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行政取证的程序。     

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论我国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

行政机关在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到的某些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奠定了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衔接的基础,明确了部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但仅有一个条文的规定显然不够,在具体的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在传统的解释方法下,学者对“行政机关”“等证据材料”“可以”相关概念的解读有较多争议,为了准确地探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相关概念,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借助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手段,进一步分析我国行政证据、刑事证据应当如何衔接。     

刑事证据新分类: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

我国证据法学理论并没有关于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的分类,但根据内容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程度的不同对我国刑诉法中的8种证据进行划分,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区分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能够指导办案机关扭转“口供中心主义”的做法,有利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与纠正。在证据新分类的指引下,公安机关要转变口供至上的理念,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并重;检察机关要合理引导、深入挖掘,把紧客观性证据审查关口;审判机关要综合全案进行审查判断,发挥审判的终局作用。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思考

制定和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对于维护诉讼公正、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便于司法人员具体实践操作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和不足以及刑事证据制度完善三个方面来看,要完善我国当前的刑事证据制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宪法为根据,打击与保护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原则,重新构建刑事证据法典,建立规范的证据规则和设定证明标准。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     

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审查与适用 ——以证据的相关性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法定证据资格缺失、审查流程虚置等困境。对此,应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修正品格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的传统司法观念。具体而言,可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对特定犯罪行为发挥的证明作用为中心,以其间接证明价值为半径,明确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初步可采性;并参照域外品格证据审查规则,构建从“单个证据审查”到“多个证据印证”的审查流程。同时,在单个证据审查上应注重品格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具有最低的关联性,在多个证据印证审查上应确保品格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合理印证。     

再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结合《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分析

《监察法实施条例》有效解决了监察证据体系零散、监察取证程序粗略等问题，在助力“法法衔接”上取得明显进步。但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难题并未就此消弭，其在证据资格来源、“依照本法”的意旨等方面仍留有争议，故有必要对以上方面进行再分析。具言之，监察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来自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监察法》第33条第1款属于注意性规定；“依照本法”需区别对待初步核实阶段取得的证据与职务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是监察取证的基准法，但在审查判断时不能优先适用；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还需增设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搭建绝对排除、裁量排除、补正不能排除的多层次排除模式。     

关于建构中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在刑事诉讼法学界,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由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学术界各学派也难以达成共识。但无庸置疑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大势所趋,是保障人权的要求,是“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尽快在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制发展的要求。     

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机制研究

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有序转化,对于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联动,强化环境刑事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环境污染证据提取的专业性和及时性、环境污染证据的客观关联性,是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学理基础.由于受行政违法与犯罪二元立法的影响,当前我国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机制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诸如部分环境行政证据转化后找不到对应的刑事证据种类、环境行政取证难以满足刑事诉讼要求、证据转化审查形式化等.通过落实"应移尽移"原则、分化对应证据种类、规范环境行政取证程序、强化证据转化审查力度等方式,可以破解上述问题,实现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有序转化.     

论被害人陈述的法律地位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同时具备的当事人角色与实质证人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所有当事人证据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不足以否定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的适格性。由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并不具备独立的控诉职能，因此相关之角色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构筑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的情况下，人证及当事人证据在分类逻辑上的要求，决定了被害人陈述不仅是适格的诉讼证据，而且构成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论运用刑事证据的价值取向

刑事诉讼的一系列活动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 ,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证据的价值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 ,即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说 ,就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据理念和发展趋势来看 ,刑事诉讼证据应当选择法律真实为其价值的取向     

“严打”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与经济建设紧密相联的重要刑事政策。笔者在充分肯定“严打”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有效性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刑罚效率观与刑法正义观相结合的方法,侧重研究“严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而认为,站在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高度,“严打”应该随着现代法制系统结构的建立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刑事和解适用的阻却因素与现实进路——以2013—2015年S省M区法院公诉案件审理情况为分析样本

通过对S省M区法院2013-2015年公诉案件审理情况的实证分析,查找出可适用刑事和解但未适用的案件比例较大、刑事和解适用的成功率不高、适用和解的案件类型相对单一等现实问题。其原因在于刑事和解主导机关的不明确,立法规范的相对粗疏,法治土壤的相对贫瘠以及民众认识存在偏差等现实因素。建议将法院确立为刑事和解的唯一主导机关、科学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建立以法院和当事人主体的双核启动模式、细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适用步骤、将是否和解作为量刑参考要件,以期优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适用。     

刑法因果关系新论

刑法因果关系应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层次。事实因果关系是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客观联系的归因性确认,法律因果关系是就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归责性判断。事实因果关系是法律因果关系的基础,归因性确认是归责性判断的前提。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从事实因果关系逐渐向法律因果关系过渡、在归因性确认的基础上逐渐增强归责性判断的过程。法院对因果关系的归责性判断应综合考虑多种价值元素,包括刑事政策、刑法精神、刑罚根据、行为的危害性及其规范违反程度、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和一般的公众观念等。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难的法学透视

我国司法实践中出庭作证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法制科学化与成熟化的不足、法律保障的欠缺、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法律意识的薄弱等方面。"人性因素"和"人的心理规律"的关照是实现法的价值的根本保障,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是解决出庭作证难问题的重要基础,摆脱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消极影响、树立法律信仰是解决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根本对策。     

论刑事证据场域及其构造

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为研究刑事证据提供了新视角和理论工具。对刑事证据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从关系的角度即群体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关系来思考个体的特性,由此形成了刑事证据场域。"刑事证据场域"是由刑事证据及证明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关系网络"场"以及刑事证明的环节、程序和规则所限定的"域",再加上相关主体的"惯习"这一主观的性情倾向系统构成,包括场域的主体、时间、空间、资本、程序和惯习六要素。     

评"普通程序简便审"

文章反思了法院系统目前正在进行的普通程序简便审改革,认为这项改革违背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使查明事实真相和保障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受到侵损,而且这种改革亦不能达到预期,因此是不足取的。     

略论刑法中危险的几种分类

危险的分类作为刑法中危险这一理论课题的基本问题,历来备受关注,学界对此多有探讨,形成了很多观点学况。本文首先探讨了“行为人的危险与行为的危险”,指出应当在“行为的危险”的框架之下研究危险问题,以保证刑法的客观主义色彩。接下来文章介绍了“具体危险犯的危险与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在对这一分类做了全面探讨之后,提出了“规范性的危险和理论推定的危险”这一新的分类。     

警察出庭作证的几个前提条件辨析

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有三个前提性的条件:警察具有证人资格、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我国警察虽然在法律上有证人资格,但缺乏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因此,如要在我国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并使其有效运作,还需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真正确立起直接言词原则。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有效实现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预防犯罪机能的功效。但是,对于该罪的量刑,立法及司法均缺乏足够重视,各地法院在量刑中的问题逐渐浮现。以江苏省法院网公布的三百份裁判文书为蓝本研究发现,该罪在量刑中存在诸如对缓刑、免刑乃至出罪的过度谨慎、对量刑情节考量的过于片面、各地法院量刑标准差异过大等现象,反映该罪量刑的不规范、不均衡。此种量刑现状引发的社会效应也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建立了醉酒驾驶行为刑法制约和诱导机制,同时又带来诸多弊端,呈现出优势与困境并存的局面。从罪状设计缺少限制性、法定刑配置不具有阶梯型、统一量刑标准缺失等多个角度解构其成因,并力图围绕着各种量刑困惑和社会成因,从血液酒精浓度标准的法律完善、醉驾行为社会风险的分级处理、从轻处罚情节标准的严格设定三个方面,思考解决该罪量刑问题的方案,可期待促使该罪的量刑步入法制的正轨,真正震慑酒驾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