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走向——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说起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演化及至现行土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的形成,可以看出正是现行征地制度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结合,形成了现有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进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二是透支未来,三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为改革现行土地征地制度,一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二要对必须征为国有的土地,赋予农民谈判权。至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改革,应分步实施。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土地理论,深化各项改革。     

土地财政:伦理分析与规制

土地财政是指政府通过土地运作来保障财政运行的财政机制。从伦理视角分析,地方政府伦理责任的缺失、中央政府的伦理困境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浅层原因,而各利益主体对土地利益的追逐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深层根源。土地财政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更需要借助伦理的规制和救助,即通过明确界定和区分土地利益,针对不同性质土地利益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进行不同伦理规制。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土地财政:本质、形成机理与转型之路

土地财政从表象看是一个财政问题,但通过从土地相关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切入分析表明:土地相关的制度供给与制度目标的矛盾是土地财政产生的内在原因.土地财政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提供了财政支持,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的核心问题在于耕地资源流失、城市化质量低、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及收入不可持续并蕴含了极大的财政金融风险.土地财政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以土地制度的改革为首,以相关的财税政策为匹配,使地方政府以可持续的“以地生财”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     

滥用与规制:城市急剧扩张下的土地财政问题

近年,随着我国城市的急剧扩张,地方政府把土地视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对土地财政依赖严重,不断透支着城市未来。土地财政在给地方政府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土地财政"现象不可持续,必须尽快破解。     

“土地财政”下的土地和住宅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的双重压力。我国目前实行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出让制度,许多受"土地财政"理念主导的地方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抬高土地出让价格(例如实施"饿地政策"),以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会推动居住用地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占据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居住用地价格以弥补机会成本。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越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以及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力度越强的城市,居住用地供给的受限程度越高,居住用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也越大。但上述地方政府行为通过土地市场传导至住宅市场的效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不断显现,政府通过地租、税收、费等形式获取的大量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土地收益分配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是地方政府强烈的“圈地”、“批地”冲动的基本成因。改革和规范土地收益分配与管理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农民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冲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国家以及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财政分权、收益分配与土地市场化进程

随着财政分权改革和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市场分权模式经历了中央集权、高度分权和中度分权三个阶段,各阶段土地市场呈现不同的特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市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形成了不同的分权模式以及相应的土地市场收益分配格局.高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与需求上实现了均衡,也推动了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产生偏离,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地方政府,调整土地市场化路径.     

论我国地方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以土地发展权配置为视角

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在我国地方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的实践中得到重要体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建立了权力分工体制。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破解生态用地保护的难题,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广东、浙江和厦门等地方政府创造性地运用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思想,对现行土地权力配置体制进行了重大创新。我国地方政府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的实践,对我国未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土地权力分工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

在土地征收中,政府存在财政幻觉。在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和土地征收程序虚置一同构成支持财政幻觉的制度基础,中国土地财政的兴起是居民财产权利与政府征收权之间失去平衡的结果,要从根上治理土地财政,必须启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双重的"还权于民"的改革。     

中国城市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异化与重构

我国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出让环境,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然而,制度变迁的累积效应却导致地方政府成本和收益预期发生变化,在既得获利机会面前,土地招拍挂逐步偏离了其制度初衷,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工具。要改变这种状态,可以考虑采取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丰富和完善土地拍卖机制等措施,从而削弱和消除制度变迁累积效应对地方政府产生的边际影响。     

“土地财政”与我国地方财政收入的平稳转型

近十年来,"土地财政"成为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一个实际发展模式。我们需要正确看待"土地财政"行为存在的合理性,同时要思考其不足之处与改进对策,使"土地财政"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未来应重构以"民生服务"为"标尺"的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由"投资型"向"服务型"转变;同时应推进土地资本化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地方"土地财政"由"出让收入为主"向"税收收入为主"的平稳转型。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土地财政困局分析

在2001-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9.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我国GDP的34.7%。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已经不啻于一剂"经济鸦片",调控政策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地方政府竞争最为直观的表征。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厘清土地财政困局的动力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地方政府收权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向市场的"让权",从体制机制上找到破解土地财政困局的良方。     

地方政府土地调控行为与地区经济差异

长期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使土地资源逐渐游离出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土地资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引资的重要筹码。由于中央政府完成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可能面临巨大的创新障碍和漫长的改革期限，而且地方政府又存在提高地方财政能力和辖区增长双重压力下的体制冲动，导致地方政府围绕土地资源展开博弈。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乏力与土地绩效评估机制的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博弈对地区经济发展将造成重要影响。加强土地资源利用中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平衡地区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我国土地财政规模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土地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我国土地财政的构成,按窄、中、宽三种口径估算土地财政规模,结果表明不同统计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土地租金和贷款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力来源;总体上看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逐渐趋同;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中央级税收比重与土地财政规模正相关,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土地财政规模负相关;人口总抚养比与土地出让收入比重正相关,而人均GDP与土地直接税收入比重正相关.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引资效应和土地收入效应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土地出让资金监管,以有效控制土地财政规模,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制度变迁、土地财政与外延式城市扩张——一个解释我国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虚高现象的新视角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大是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诱因;1978年以来所实施的以"有偿、可转让、有限期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土地制度变革,在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资源配置的同时,也为"土地财政"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土地财政是导致城市化虚高和产业结构虚高的重要因素。在以经济增长为考核导向的激励约束下,作为城镇建设土地所有者、供给者与垄断者"三位一体"的政府,倾向于通过选择倾斜发展富含地方财政收入的房地产等服务业,扩大土地收益和放大土地在宏观方面的增长功能。     

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前景

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土地如何使用,如何管理,即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现行土地制度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承担了经营国有土地的职能,结果,政府随意圈占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系列弊端日益突显。改革征地制度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成为长期困扰人们的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同时也是全社会关注度最高、寄予期望最大的改革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顶层设计,既高度重视各领域的突出现象、问题,更注重探究产生问题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原因及各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既治标又治本的解决办法。这个方案中关于"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的改革一旦实施,就意味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正式启动。因此,我国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     

土地冲突中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后果及悖论

当前,政府财政的支撑方式经历了从"农业财政"到"土地财政"的转变。在"土地财政"运作逻辑的支配下,在基层社会,以农民与政府为主体围绕着土地收益而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复杂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话语表达权受到限制,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但同时又通过上访等方式展现其作为"弱者"所具有的强势;基层政府通过对权力与资源的掌握而处于强势地位,但农民上访与基层维稳又凸显出它的软肋。为此,在对土地冲突的处理上,必须重构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进行协调和沟通。     

土地财政的差异性研究——兼论土地财政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类型化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过往的土地财政研究大多笼统地讨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忽略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形态的差异,没有对土地财政进行差异性研究.该研究试图以两个向度,即土地开发过程的土地审批、征收、转让；土地开发的直接、间接收益等13个客观指标,以全国30个省或直辖市为单位进行聚类分析,区分土地财政的类型及比较不同类型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可将土地财政区分为三种类型,并且三种类型在土地财政的收益结构、开发规模和重点以及发展趋势上存在明显差异.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统计技术,依据客观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逻辑进行分类,避免了主观判断的偏差.分类的结果不但有助于土地财政研究的深化,而且有助于不同类型的地区如何选择差异化的土地开发模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