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词派创作特点及其词学理论创新意义——“临桂词派”研究之二

临桂词派崛起,主盟晚清词坛,推动清词中兴。其领袖王鹏运、况周颐传承发展常州词派"意内言外"及"比兴寄托"传统,标举"重拙大"词学之旨,形成临桂词派创作、评论、理论核心及其风格特点,《蕙风词话》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夯实其词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进一步深化、扩大其作用、传播与影响,具有词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价值意义。     

经以科学,纬以人情——论刘慈欣《三体》系列对中国科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具有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双重表征。受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影响,中国科幻小说在百余年的文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科学性之维崇尚科学、普及科学和文学性之维面向现实、寄托怀抱的创作传统。"新生代"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延续了中国科幻对科学的推崇,又将科学和技术的展示由创作目的转换为文本架构的基础因素,纠正了中国科幻狭隘的科普化倾向;小说承袭了中国科幻反映现实、寄托怀抱的传统,又对科幻文本的思想蕴涵进行了深度开掘,对中国科幻的创作进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兴"在词学理论中的传承与拓展

传统诗学关于"兴"的理论.既在词论中得到传承,又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在兴感有寄的两个层面上,词论多承诗论立说.词论家认为:由于词之体性不同于诗,其兴发感动的功能有胜于诗之处,审美空间因此得到拓展,但解读词作也应受到是否有明确事实前提的制约.由于词的寄托情感的审美状态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导致寄兴深微,应以隐含身世之感、君国之忧为至境.词论家对兴的探索,不属意于兴的作法意义,而着意建立兴的审美标准.对比的评说,也是用兴的审美眼光去观照.从作法意义上看,唐宋词大致经历了赋一兴一赋三个阶段.     

读《清词三百首今译》

词,鼎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复兴于清代。有清一代的词坛,不仅作者辈出,而且风格流派,异彩纷呈。以朱彝尊为开端的浙西派,标举骚雅;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派,崇尚豪放;嘉庆以后,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派又乘时而起,倡言“意内言外”,强调此兴寄托,其声势直至清季而不衰。三派的创作,固有得有失,其末流之弊,前人更已习言之,然而显现于其名篇佳什中的创造与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三派中的词人,同中有异,并非多人一面,更有多具面目,非三派所可牢笼者,如王士禛词之“极衰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唐允甲《衍波词序》);曹贞吉词之“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王炜《珂雪词序》);纳兰性德词之“纯任性灵,纤尘不     

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

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对《诗》的特征及作用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形成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诗教说,注重诗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汉代儒士对孔子诗学观进行扬弃改造,从文学与政治敏感对应的角度,通过对《诗》的曲解误读,对《乐记》的观点进一步发挥,确立了"审音知政"的政治文学观,既肯定了诗的抒情特征,又特别强调诗的美刺和政治教化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石。     

新时期以来韩愈《毛颖传》研究述论

《毛颖传》以其滑稽的俳谐手法特异于韩愈的古文创作,进入新时期,则侧重从阐释其寄托意蕴、艺术手法、小说因素、文体创新、韩愈俳谐文与传奇小说之关系、后世批评接受及其仿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张惠言的词学理论与常州词派的开创

［摘要］张惠言的词论成就在于提出了“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说，并标举温庭筠词为典范。比兴寄托创作理论的提出与他援引诗教说词、他的治经方法和清初词论家的尊体途径有关。其创作论重视寄托之意、其鉴赏论重视阐释发挥，推尊词体，尤其是推崇温词，引起了争议。但从接受美学重文本意义角度看，他的鉴赏词论可备一说，其弊端是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局限为一种；从知人论世角度看，温词也并非全然不具寄托品格，只是不能坐得太实。虽然词论偏颇，但适合了表达特定时代情感的需要，适合了既推尊词体又避免文字狱的需要，加上常州词派的内部继承和发展，使其终成清代最大词学流派。     

新时期以来韩愈《毛颖传》研究述论简

《毛颖传》以其滑稽的俳谐手法特异于韩愈的古文创作，进入新时期，则侧重从阐释其寄托意蕴、艺术手法、小说因素、文体创新、韩愈俳谐文与传奇小说之关系、后世批评接受及其仿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周济“寄托”说纵议

清代号称词的中兴时期,而词学研究尤盛。作为常州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的词学理论主要见于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序》、《词辨序》等。周济论词,主要继承张惠言关于词应“意内言外”,以“比兴手法表现其温柔含蓄、低徊要眇”之情,有“风骚”之义的主张,并加以阐发,使之具体化。特别是他对于词必须有寄托并如何才能达到寄托的途径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给后来词家、词论家以很大影响。《宋四家词选序》云:“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     

张恨水散文创作略论

通过对张恨水散文创作情况的全面统计及分类分析,指出其散文创作应如小说创作一样,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从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创作等方面,总结了张恨水散文创作的成就,尤其以艺术散文《山窗小品》为代表,阐释了其冲淡闲适、注重趣味而又言之有物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追求。     

简论道家与中国古代文论

道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关于艺术构思的"虚静"说;艺术创作中的物化境界;意象、意境与境界;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法与艺术风格论。     

自由生命的精神家园——浅谈意境的构成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 ,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理想的集中概括。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所追求的自由生命的精神家园。意境的内涵、创造过程、结构特点都体现了意境的这一特征。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意境产生的哲学背景 ,庄子的“游心”思想则是其具体的精神来源。气韵生动的自然成为人类追求的自由生命的精神家园。意境创造的根本途径是“澄怀观道” ,在静默中观照活跃的生命 ,才能达到艺术上的最高灵境。虚实相生是意境的结构特点 ,“虚”是空灵和韵味之所在 ,体现了中国古典艺术独特的空间意识和审美情趣。综观中国古代文化 ,体现出一种整体的空灵动荡、深沉渺远的美学追求。意境不仅是艺术 ,也是人生的极境     

意境的审美特质和民族品格

意境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是情与景、意与境、主观情致与客观自然的交融统一。重视情景交融、意境统一,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传统。作为意境理论的标识和核心,情景交融集中体现了艺术意境的审美特质,是中国古代文学家艺术家孜孜以求的审美理想的境界。它的深层结构中凝聚和积淀着我们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模式,即“天人合一”观念。因而,情景交融不只是意境的一般特征,也不只是一般的“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它深刻地揭示了意境的民族心理内涵,是中国艺术最重要的民族品格。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郭熙的绘画理论对杨万里自然山水诗的影响

诗画一体的创作观念在宋代达到高峰,深刻影响着诗人的艺术追求与审美视野。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觉吸收借鉴北宋学院派画家郭熙的绘画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面：一、亲身亲历的审美观照方式;二、以山水写心的超功利审美心境;三、不拘死法、自成一家的技法观念。这充分体现着诗画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创作规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诗画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续二)

“创造”诗派是一个兼具现代主义特色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属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创造”诗派青年诗人 ,有着更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的艺术活动 ,更大规模地综合了不同门类的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交叉影响 ,在新诗绘画美的表现与追求上 ,显示了更为鲜明突出的艺术个性。 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创造社“革命化”以后 ,“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又呈现了新的艺术风貌     

司空图“象外之象”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论意义

“象外之象”是司空图意境理论的核心范畴 ,它体现了司空图超越主客二分、心物二元的思维模式。“象外之象”的提出具有十分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意境阐释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流光飞舞浮光掠影——《青蛇》之意境分析

作为一种审美崇尚，意境已深深地积淀于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心理之中，并渐渐成为一种‘无意识’状态而随时可能渗透于艺术作品之中。中国电影求其神似，求其意境，追求影片内涵的抒情写意性和镜头画面的诗化意境。我们知道，意境的形成是从“情景交融”开始，通过“虚实相生”接通有限与无限的，所以，意境具有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和“象外之象”等三方面审美特质，它们相互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意境的本质和内涵。意境在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里占据着“中心位置”。因此，无论是哪一代中国电影导演在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追求意象和意境的审美体现，注重通过意象的组合，感物兴情，情与物融，营造出浑合无垠以至两忘的审美意境。     

南朝诗风新动向与“秀”的理论形成

南朝诗歌的艺术走向，以秀句、秀象、秀境的形成为典型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其概括为“句之独拔”、“象之卓绝”、“境之浑融”，这一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的相辅相成，是对南朝诗风新动向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     

王夫之诗学中的意境论

在20世纪的王夫之诗学研究中,意境论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一些当代学者虽然对王夫之的意境论给予高度评价,但在若干重要的问题上,未曾取得一致意见。本文认为,王夫之对关涉意境本质的情景交融说和超以象外说均有独到的贡献。这与他作为中国诗学的集大成者的地位是相称的。     

汉代以来比兴艺术思维的发展演变

赋、比、兴经过汉以前三个发展阶段,至汉代终于从感性的巫术、宗教仪式中分化、独立出来,开始了其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发展历程,但汉人从修辞手法或诗歌表现手法着眼,混同比、兴,其所谓兴,实即是比;唐人合比、兴为一词,重视的是诗歌讽谕性的内容.因而,他们对比兴思维的艺术审美特征,都还缺少明确的认识.明、清以降,比兴艺术思维的自觉和深化呈现为三个明显的演进阶段,即陈沆、张惠言等人以比为重心、重情意与形象相融的比兴观,周济、谭献和陈廷焯等比兴兼重的比兴观,及况周颐为代表的以兴为重心的比兴观.从中可以看出,越到后来,比兴艺术思维的艺术美学特征越得到了完美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