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与“山里”的对峙——论西行法师和歌的两大主题

西行是日本中世著名的隐遁歌人。他在长迭五十年的隐遁生活中创作了2000余首和歌。这些和歌或吟咏大自然的美丽，或描写隐遁生活的艰辛，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他的和歌清新自然，一唱三叹，洋溢着“闲寂流”的美。在西行的和歌里，“世”与“山里”两词出现频率最高。“世”代表着体制内的俗世，“山里”代表着远离俗世的隐遁生活。在西行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是对立的。这是研究西行必须探讨的问题。     

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太虚大师

他，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在南京成立了＂中国佛学会筹备会＂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浅论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佛经翻译在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佛经翻译之初,关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对应之意来翻译佛意,一直众说纷纭。有人主张直接以中国的道家、儒家的义理对应佛意,也有人认为＂孔老非佛＂而主张佛经的不可译性。从翻译一词的源与本探究了不同时代＂孔老是佛＂与＂孔老非佛＂的争论,进而浅谈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视域下的白族神话传说

密教产生于印度,是佛教晚期的一个宗派,约于8世纪中叶经西藏传至白族,标志着佛教的正式传入,至此之后佛教在白族广为盛行,因而对白族的文化,尤其是对神话传说的浸染至深,主要表现为：借用佛家术语或名物,如袈裟、须弥座、活佛等;产生众多与佛教人物相关的故事,如观音、牟伽陀、大黑天神、阿育王等;反映佛教史,如佛教在白族的传播及接受状况,佛教与巫教、道教之间的斗争;蕴涵一定的佛理意味,如报应观;记载与佛教相关的逸闻趣事.之所以产生众多与佛教相关的神话传说,或由民众表达自身愿望,或僧徒们出于宣传佛教、增强佛教影响力、扩大佛教受众的需要所致.     

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批判

宋代理学家胡安国曾与佛僧有过密切的往来,在佛理上有着较高的造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安国理学思想的形成,也为他批判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对佛教“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吸收;二是“性善不与恶对”对佛教“性无善恶”论的吸收;三是“平常即是精妙”...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川端康成文学“虚无”思想本质论

＂川端文学＂中的虚无思想是明显的,但也是复杂的：一方面,虚无就是死灭,就是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虚无则是最高本质,意味着什么都有。由于虚无是最高本体,是对终极的把握,因而也就成了超越与自由的意识。川端康成的＂虚无＂既是对生命死灭的喟叹,也是对生命死灭的超越,因而也就是对一种永恒无限精神的追求。它以大和民族对自然风物的死灭感受为启迪,同时又接受了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对这种死灭的弥合和超越;它以传统佛教的无常观为基质,同时又接受了佛教禅宗对于这种＂虚无＂的顿悟和化解。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许季上身世及佛学思想考论

许季上在佛教文化整理与佛教教育的推广方面,最有价值和需要考辩的工作一是赴印度考察学艺教育,二是参加和组织中日密教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三是协助徐蔚如整理刊刻佛教典籍.在佛学观念上,许季上对佛教在世道人心的建设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抱持着坚定的信心;他推举真言密教文化,强调要对其"略其行迹,寻其归系",突出弘法大师入唐求法的大愿心与大人格,目的在于恢复和激活自己民族的一种曾经失传了的文化传统,力图在一个特殊时代里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许季上在指导鲁迅学佛上不仅有所计划,而且有所挑选.鲁迅去世时,许季上的悼亡诗情深义重,潜意识中也是以鲁迅学佛之引路人自许.     

宗教诗歌与诗歌中的宗教──从王维的佛理诗看佛教理念对文学的浸润

以王维的佛理评为主要研讨对象,分析佛教理会从东晋至唐时期的主要表现特征。认为在中国较早的僧诗里,佛教教义在诗歌中的表现显得生硬、不成熟,显示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而未触的状况;至唐代,缘于佛教的极大发展,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王维是最典型的代表者。佛教教义在其诗歌中的表现,就其内容而言,佛教的核心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在表现形式上,他将自然物像的审美表现与佛理的宣扬、体悟浑融为一,淡化了佛理诗的言理倾向,增强了诗歌的文学性,突破了早先佛理诗格局,使诗歌显示出另一种情致与景像。这种演变,显露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化事相,又明显地表露出佛教对大学的逐渐渗入及深刻影响。     

李觏与佛教

李觏佛教思想具有双重性，既有排佛的一面，也有容佛的一面。排佛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以经济建设、财富积累和社会秩序为内容的物质领域，一是儒家礼治伦理领域；容佛主要表现在对佛教某些教义、佛教教化功能的肯定。李觏佛教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是颇有启示的。     

尼泊尔佛塔曼荼罗考述（下）

散布尼泊尔加德满都盆地的大量的石制佛塔,除了斯瓦扬布等大型佛塔之外,在街头巷尾和佛寺内的石制还愿塔通常在塔身四方雕刻四方佛,按照右旋顺序,从东方起雕造阿＂佛、宝生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以佛塔自身作为大日佛的象征,共同形成金刚界曼荼罗五佛信仰系统。部分佛教也雕造了佛母、天王和护法忿怒像。这类佛塔在中国内地多有表现,并可与中国汉译密教佛典相互照应。随着密教的进一步发展,在尼泊尔等地又形成了本初佛的概念,以佛塔自身象征本初佛,原先居于中间主位的大日佛反而退居于阿＂佛与宝生佛之间,位于佛塔的东南隅。类似的佛塔曼荼罗起源于印度,而极盛于尼泊尔,在中国西藏也有类似的造作,并出现在唐喀佛画中。尼泊尔的佛塔曼荼罗处于佛教美术从印度向中国传播的中间地带,也兼有中印度两国的某些特色。     

适者生存——“民间音乐的佛教化”与京西丧礼中“佛教音乐的民间化”

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由民间社会进入寺院高墙成为了远离尘世、超凡脱俗的佛教音乐,完成了＂民间音乐佛教化＂的改造,而佛事音乐后期则通过民间丧礼走出寺院、回归民间,经历了＂佛教音乐民间化＂的再造历程。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的两种转换互渗均以调整自我,满足不同环境、不同人群、不同时代的不同需求为动因。民间音乐因为寺院庙宇、僧侣信众服务而变得＂非哀非乐,不怨不怒＂,佛教音乐则又因为民间市井、俗人百姓服务而去净去雅、逐渐俗化。因此,不论是＂民间音乐的佛教化＂,还是＂佛教音乐的民间化＂,皆是生存环境迭变和生存原则驱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唐太宗抑佛初探

<正> 唐宋以来,关于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已有多方面的评价。例如:隋未唐初的名僧道宣曾说:“会贞观广延两教”,①欧阳修也说:“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②韩愈在上疏中则称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③无怪今人在论述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时,概括为抑佛或崇佛的两种观点。本人认为单一的用“仰”或“崇”来评价唐太家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都是偏面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本人认为唐太宗的抑佛主要发生在贞观前期和中期,晚期则走上崇佛的道路。他的抑佛表现主要有两方面:贞观前期的沙汰僧道政策,贞观中期的下达“道先佛后诏”和沙汰僧尼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在推行抑佛政策的同时,又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因此,对唐太宗的抑佛不能认识简单化。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日本和歌补释

和歌是日本区别于汉诗的古典格律诗歌的总称,是日本的本土文学形式,也是日本的国粹。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辑录了长歌、短歌、旋头歌、佛足石体歌等形式,但只有短歌成为后来和歌的惟一形式。和歌特有的修辞方法“枕词”、“卦辞”、“折句”等在短歌中都有保留和变化。     

和歌汉译实践体会

和歌是日本的一种定型短诗,它的音数为“五七五七七”。笔者认为在诗型上采用“三五三五五”的译法是最符合和歌原貌的;除了诗型,在断句上也要尽量忠实于原作;鉴于和歌与我国的宋词有很多相似之处,笔者认为用词的语言来翻译是最能保持和歌原有风格的;此外,和歌所特有的技巧如“挂词”,在翻译中也应加以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