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内丹学“先命后性”与“先性后命”再辨

＂性命＂的先后天划分以及＂性命＂、＂神气＂和＂道＂在理论上的贯通确立了内丹学境界的自足性。＂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依据谈论的语境不同各有两层含义。首先,＂先命后性＂是指从＂命功＂到＂性功＂的内丹修炼过程,＂先性后命＂在于强调修＂后天性＂在内丹修炼论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的一个基本含义;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还分别对应着＂先天性命＂修炼的两种入手方式,即＂由命而性＂、＂以命制性＂和＂由性而命＂、＂以性制命＂的不同,这才是南北宗丹法的差异所在。     

美在本色——刘熙载对刘勰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熙载＂美在本色＂论从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刘勰的美学思想：利用《周易》＂白贲＂昭示的回归自然论证艺术美在本色,在立论上和刘勰遥相呼应;强调情志的真诚性,要求作者情感真实而不虚伪矫饰;重视艺术形式呈现的自然性,主张在创作上既精心锤炼而又不失自然本色。     

性命之辨：关于《孟子·尽心下》第24章的诠释

历代关于《孟子.尽心下》第24章的阐释异见纷呈,通过考察孟子性命学说形成的社会根源,立足《孟子》文本中关于“性”、“命”的系列论述,探求其真实面目,力求得出符合或接近孟子此章性命学说本义的结论。     

从《才略》篇看刘勰的作家批评论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每一篇都自成一格,文章取其《才略》篇,从中探讨刘勰的作家批评论。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作家的＂才＂＂气＂＂性＂三方面探讨主观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及因之确立的作家作品价值定位的标准与原则,张扬文学的主体性、多样性和独创性。第二部分对《才略》所涉及的影响创作的客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使＂才略＂的视阈得以拓展;第三部分分析刘勰所持的批评作风和批评态度。     

《管子》论"本"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等观念的历史渊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先秦典籍《管子》。经过对《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进行解读、归纳,发现《管子》中对＂本＂的不同表达,如＂某某之本＂、＂以某为本＂、＂操本＂、＂务本＂等,在其含义和内容方面是很有区别的。纵观《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以农为重、不排斥全面的经济调控;以治为核、不忽视王霸的思想引导;以君为要、不错过点滴的制君良机;以人为本、不限于功利的耕战之资的社会思想。     

论“命”压迫的消解何以可能——从《列子》文本说开去

＂命＂隐含了一种不可违抗性的特质,所谓＂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当每个人个体生命面对＂夭与寿＂、＂贫与富＂、＂贱与贵＂、＂穷与达＂之＂命＂的安排而产生一种压迫之感时,《列子》一书给人们开出了消解这种压迫感的＂处方＂：以德观之、素位行之、以齐待之、以时抓之。虽然,这四个＂处方＂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命＂的现实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摆脱＂命＂压迫之下所产生的焦虑感,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安慰和解脱。     

论刘勰思想中的道教因素——从《异苑》两条材料谈起

刘勰家族成员名字特点,符合天师道信仰的特征,属典型的天师道家族,而且,他们属于道教的灵宝派。从所取名字上,可以探寻到刘勰其人与其家族杰出人物刘穆之存在着精神上的呼应和继承;刘勰《原道》篇中,关于世界构造以及＂神＂或＂神明＂的概念,与道教灵宝派＂投龙简仪＂有密切关联;其金、玉相对的叙述方式,也是出于道教的传统。至于刘勰文论中＂养气＂等观念,更是道教思想的翻版。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刘勰“体乎经”的批评文体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体乎经",不是为了"励德树声"、"随仲尼而南行",而是为了"建言修辞"、"按辔文雅之场"。刘勰在"体"的层面征圣宗经,所看重的是先秦五经对于批评文体的意义;刘勰禀经而制《文心雕龙》,使得他的批评文本"体有六义"。刘勰对五经之体的尊崇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树立五经之体的"六艺"并标举其典雅和风骨,二是辨析体制(体裁)类别并归纳体貌(风格)特征。刘勰以"体乎经"为理论基础的立体辨体之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这一批评文体的创制,而且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书写与批评文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说“杏”

从象形、会意、形声上解说“杏”字,均会产生一些不能回答的问题。考察“杏”在甲骨卜辞中的字形和用法发现,作为果名的杏借自作为祭事的杏。“果也”并非“杏”的本义。     

从《诗经》的"兴"看"兴"的起源--兼评"兴"起源于原始宗教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兴"和引起的所咏之词并不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起"兴"的并非某种单一的"它物".而是由多个意象结合而构成的某种场景或情景,而原始宗教崇拜对象都是单一的动物、植物.<诗经>用作起兴的"它物"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类采集、渔猎生活的对象,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兴"起源于原始人类的采集、渔猎生活,与原始宗教没有必然的联系.     

追寻“兴”的归宿——兼论“兴”的阐释史

汉代以后的文人雅诗中难觅与“赋”、“比”并列的“兴”法,这是文学史上一桩重大的艺术方法丢失案。究其故,盖因先秦诗乐一体,兴的功用主要不在诗文而在音乐方面,不在语义而在形式方面。兴作为一种引导和过渡,对唱者,有起调衬韵、铺排节奏、酝酿情绪等作用;于听者,有唤起情绪和相应心理节律,以便听好的功能。诗乐分家之后,兴随音乐而去,发展成为后世音乐中的过门。兴即过门的原始形态,过门即兴的现代形式。     

"兴"意综述--从"兴"的本义谈起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涉及到文学的表现手法、创作风格、思想内涵、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体来讲,它主要有以下六种涵义:(一)有所承举日兴;(二)托事于物曰兴;(三)取义曰兴;(四)触物起情,节取托意曰兴;(五)文已尽而意有余曰兴;(六)言之有物曰兴。     

论作为审美接受的“兴”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富原创性的核心范畴之一。兴最初是作为阅读理论和接受方法而受到文论家们的关注。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美刺走向审美的过程,当兴淡出于美刺教化、突显文学和审美功能的时候,兴作为接受的一面呈现出蕴藉含蓄、意在言外之美,日益满足读者对作品的认知需要,使读者从更广阔的空间体味其"韵外之致"。兴的内涵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与古代的言意之辨有密切关系。     

《庄子&#183;大宗师》“简”字义释

《庄子.大宗师》中“简”字释义历来歧见纷出,主要归为三种观点。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中数处提到了“简”,其义为“不以小害大,不以轻害重”。此义和《庄子.大宗师》中“简”的意义极相符合,只不过在《庄子.大宗师》中“简”用为动词。简的“不以小害大”义是由其本义“大”引申来的。     

汉英祈使疑问句对比研究

文章以“小句”为视角,采用“疑问句语用性嬗变理论模型”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以汉英语祈使疑问句为研究对象,从句法层面对其语表形式进行充分的观察、描述和解释,向深层挖掘语里意义,向外层探求语用价值,力求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以期在祈使疑问句的形式、意义和功能之间找出某种对应关系,对二者的类型进行合理的归纳、分类；对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及衰退进行了验证,挖掘出汉英语祈使疑问句出现的根源并发现二者之间异同.同时,也验证了该模型具有跨语言解释力.     

论“兴”的组合界面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具有关键性质的范畴。“兴”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多元的界面 ,其中“兴趣”重在主体论的界定 ;“兴会”重在创作论的阐说 ,而“兴象”则属于文本论层面。这诸种界面的延伸 ,说明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以一总万 ,互相兼容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