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延安文艺

对于丁玲来说,生命的辉煌与劫难都与延安文艺时代密不可分,延安文艺时代成就了丁玲,也为其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通过丁玲与延安文艺的建构、碰撞、融合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丁玲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丁玲自身个性主义与政治意识的纠结也在无意间对延安文艺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滞。     

半殖民体验与现代时期丁玲创作

丁玲的创作从一开始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里，都与她的半殖民体验密切相关，可以说，半殖民体验不仅贯穿了丁玲在现代时期的创作，也影响着其对文学、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的认知。这种半殖民体验影响了她对“个人”与“群”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个人”“群”与抗战关系的认知。如果说左转之前，她的半殖民体验局限于殖民对个体出路的表达，那么，到了延安之后，她则将这种个体化的半殖民体验推向了整个抗战，试图将想象验之于现实，来解答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危亡的时刻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就文艺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作了雄辩、深刻的分析。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就“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工作的源泉”这一真理 ,作了进一步的深入论述。党中央三代领导核心的见解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继承、丰富和发展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读新发现的赵树理的一篇佚文

新发现的赵树理的佚文为《“说”与“唱”的分野》。该文是赵树理于共和国初期,在北京掀起大众文艺高潮时,为改进民间文艺而创作的。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明,主要表述说唱文学中“说”与“唱”的区别和写作。“说”与“唱”是赵树理文艺生涯的关键词,赵树理是伟大的说唱文艺家,他的文艺理想与文化愿景是“把太行的石头搬到北京去”。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强化和优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有本土的,但大量地表现为外域的、西方的。我们要重视对当代中国本土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理论提升和学术总结,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念。同时要承接和吸纳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成果,解决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自觉地整合各种文论学理系统所包含着的合理因素,建构起涵盖"文"与"史"的关系、"文"与"人"的关系、"文"与"美"的关系和"文"自身的关系的及其相关学科形态,诸如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美学和文本学有机融合的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体系。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科学文论和诗学文论的关系。     

重试锋芒:《杜晚香》与《“牛棚”小品》──丁玲的创作心态之二

丁玲复出后，是新时间文学萌发之时，《杜晚香》是她。亮相”的作品，《“牛棚”小品》是她获奖的作品，它们诞生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毁誉褒贬，众说纷纭．从丁玲的创作心态去回答这个问题。《”牛棚”小品》应视为新时期文学中的艺术精品；而《杜晚香》却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特征，当时丁玲的创作心态尚未恢复正常，我们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刘熙载艺术发展论概说

艺术发展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总体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刘熙载的《艺概》从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实际出发,得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论及文艺和时代关系问题时不乏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论及“用古”和“变古”时则充满了辩证的精神,坚持了继承中求革新,革新中见继承的进步发展观。其《艺概》不仅廓清了当时复古主义的文艺思潮,而且对当时和后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均有普遍的意义,足资参考和借鉴。     

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从"百花齐放"到"含苞待放"——建国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则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段时间里（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文学创作确实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与鼓励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时期,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高峰。但在此后的20年间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预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的大好局面。此中原因纷繁复杂。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并重点论述专治政治及领袖的个人意志与爱好对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间给文艺界造成的重大影响及酿成的悲剧。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本文试图对“双百”方针内涵尤其是其提出的原因加以详细阐释与分析,并由此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书写编辑人生凸现编辑业绩--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

丁玲的一生有50多年的岁月与编辑工作结缘。她1929年与沈从文、胡也频合办《红黑》、《人间》月刊;1931年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1936年又在延安创办我党党报第一个纯文艺副刊———《红中副刊》;1941年她主编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6年主编《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20世纪50年代,她又先后担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后,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创办了全国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因此,对丁玲的研究离不开对她编辑活动的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前的丁玲研究者都把研究视线投射在…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学特点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文艺生态思想，古代文论家以生命态度对待文学，产生了大量的拟人化文学批评，从而使古代文论具有鲜明的生态学特点。这种特点在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述方式、创作论、作品论、方法论等理论层面及各理论范畴、命题中都有大量的体现。解读古代文论中的文艺生态思想，不但有助于更深刻正确地理解古代文论，且有助于今天的文艺生态理论建设。     

"灵魂"与"行为"的印痕——从丁玲的虚拟文本看其真实人生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虚拟文本中女性角色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行进的巨大变迁,通过对其原因的深层解读,能够看到更为真实的丁玲的“灵魂”和“行为”,从而为她有着巨大反差的真实人生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下,丁玲同时代知识分子们的人生选择和思想调整。     

文艺与政治:为文艺正名

以往我们文艺理论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失误 ,不在于重视了这种关系 ,而在于歪曲了这种关系。新时期以来 ,“为文艺正名” ,逐渐纠正了以往的失误 ,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 ,而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为文艺正名”并不是否认文艺与政治必然存在的关系 ,而是要纠正以往那种把文艺看作政治婢女的不恰当的关系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网络文艺：虚拟与真实博弈下的符号世界

网络文艺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艺术样态,具有很强的虚拟性,同时又是与现实世界互为对照、互为表述的镜像世界,仍然具有一种真实的力量。但在真实的艺术表达中,网络文艺创作者过度追求“陌生化”与“异质感”,沉迷于“幻象”与“超真实”的审美体验,符号能指与意义所指不断变化、纠缠与冲撞,导致网络文艺世界逐渐成为一种超级数字场景下符号丛生的伪现实景观,在真实与虚拟的博弈下,现实沦为“表演”,主体也在现实“表演”中走向“他者”。本文以符号学为视角,分析这种文化现象的内在机理并阐释其形式创新与意义生产,从网络文艺的虚拟性“真实”和表演性“真实”着手,论述了网络文艺是一种“虚实”统一的且以能指优势为主导的符号世界。     

毛泽东:文艺政治学的创立

文艺政治学,应该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可以逾越的鸿沟。无论任何时代,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文艺的渲染和鼓噪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在文艺活动中,没有政治的介入和干预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所谓要求在文艺中"去政治化",完全是不现实的、虚伪的。毛泽东的文艺政治学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回应了现实生活的需求,从活生生的现实中,而不是从纯粹的学理上对文艺与政治关系做了科学的系统的回答,创建了一门新的学科——文艺政治学,为它确立了基本的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     

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