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经营业绩影响实证研究

以21家家具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年报数据为基础,以研发投入强度为解释变量,以投入资本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为被解释变量,衡量研发投入对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具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企业的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与营运能力之间存在负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与偿债能力之间存在负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且研发投入对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存在滞后1期的影响。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资模式的创新绩效研究

目前,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各种外源融资模式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财政补贴重“面”略“点”、信贷融资结构欠佳、股权融资过于集中、商业信用融资“断链”“短链”。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对于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股权融资变量却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他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基于此,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资模式的优化要以创新改革财税支持模式,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以区块链技术嵌入信息平台,创新信贷融资模式;以股权激励促进研发创新,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以技术链创新发展反哺产业链,加固产业链韧性。     

基于企业“双能力”的研发投入、经营绩效与国民收入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欧盟发布的世界企业研发投入排名数据(2009-2011)和IMF发布的世界各经济体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企业"双能力"理论的两个核心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即:(1)企业在应对市场和应对政府两种事务上的合理权衡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2)高T值的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研发经费与企业绩效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关系,这就验证了假说1。在此基础上,以各经济体T值为解释变量,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验证了假说2。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研发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市民营企业2008-2012年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政治关联及其方式、强度,全面分析其与民营企业研发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对于没有研发的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抑制了企业的研发;而对于已经进行研发的企业,政治关联对其研发强度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于政治关联企业,政府类政治关联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活动,且对其研发强度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政治关联强度对民营企业研发政策、研发强度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

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号传递及资金获取的角度探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政府资助资金越多,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大;融资约束在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与外部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知识基础和行业竞争性均在高科技行业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非高科技行业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亚文化视域下“腐败文化”治理透视

腐败顽疾屡治不止,激发了人们对腐败现象何以发生的多维探讨。其中,“腐败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深思。作为一种亚文化,“腐败文化”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主文化进行对抗、侵占主文化的思想阵地以及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内部的“传染”等方式,影响腐败行为的生成。进一步来讲,“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价值异变”的产物,借助腐败话语等信息符号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扩散,以达到不断蚕食和破坏廉洁主文化的目的,最终引发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发生变化,促成腐败动机的生成,并催生腐败行为的实现。基于此,“腐败文化”的治理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腐败观念、腐败话语与腐败行为等多维度来优化“腐败文化”的防治路径,通过清除“贪”“奢”“惰”等腐败观念,整肃腐败“显话语”与“隐话语”,以及从严整治潜规则等措施,将清廉价值观念的形塑与反腐制度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腐败文化”的有效治理。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研发强度与董事会特征关系研究———基于PE支持企业的数据

在竞争激励的环境下,企业生存的关键在于拥有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与企业研发强度密不可分。本文以84家创业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研发强度与董事会特征的关系,结果发现CEO工作背景、男性董事比例与研发强度正相关,而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薪酬与研发强度负相关。     

研发强度与董事会特征关系研究———基于PE支持企业的数据

在竞争激励的环境下,企业生存的关键在于拥有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与企业研发强度密不可分。本文以84家创业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研发强度与董事会特征的关系,结果发现CEO工作背景、男性董事比例与研发强度正相关,而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薪酬与研发强度负相关。     

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 ,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 ,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 ,造成了腐败在转轨国家滋生蔓延。转轨国家要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 ,就必须有效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增大腐败的成本 ,今后反腐败措施是 :1.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减少任意决策权 ,缩小政府规模 ;2 .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激励 ,实行“养廉工资” ,以期加大革职的代价 ;3.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 ,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以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     

论腐败发生的机理与对策

腐败的本质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了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制，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社会有机体即现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腐败最大量的表现在经济领域，最严重的危害在政治领域，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任何腐败行为均是腐败主体，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三大基本素的结合，其中腐败主体是主观人为因素，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是客观因素，腐败机会是关键因素。惩戒腐败，要根据腐败发生的机理，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科学机制。     

腐败裂变式扩散:一种社会交换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不断博弈的矛盾过程,腐败的形态在反腐败中不断演变。随着腐败产生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蔓延形态呈现出“裂变式扩散”,即腐败从个体向群体甚至向整个组织扩散,从低层级按管理逻辑向高层扩散。对中国腐败裂变式扩散现象进行社会交换分析,发现其存在两种动力机制：一是内驱机制,即腐败行动者为了更安全地实现利益扩张而建构腐败关系网络;二是外驱机制,即腐败行动者受到圈子内规范约束而维护腐败关系网络。腐败关系网络的生产和再生产导致了腐败裂变式扩散。但腐败的裂变式扩散是一个通过策略实施耦合上述两种动力机制的复杂过程。腐败行动者通过风险评估和试探交换策略来寻找腐败交换对象,通过拟亲化和服务渗透策略使自身进入“自家人”圈子,通过共赢共溃策略来增强腐败群体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腐败交换秩序是上述策略实施的综合结果,这种微观社会秩序生产着支持自身运作的规范与逻辑。     

智能预防腐败系统建设思路初探

智能化防腐是预防腐败系统未来发展的新趋势.文章在分析我国技术预防腐败创新实践及演进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未来预防腐败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可从拓宽监督范围、扩大信息共享,增加节点设置、智能分析预警,减少人为干预、智能执行处置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庸倡廉思想。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包括：开展反庸倡廉思想教育,增强全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能力;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纯洁党的组织和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发扬民主和强化监督,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厉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建立法规制度,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率先垂范,发挥领导干邵的带头表率作用。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当代启示是,反庸倡廉建设必须常抓不解,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反庸倡廉体系。     

腐败网络:特征、类型和机理——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的腐败及其治理

腐败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自从剩余财产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关于腐败及其治理,各国政府和广大学者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通过分析"腐败网络"的类型特征和形成机理,探求腐败的内在根源和构成要素,提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建议.     

提高腐败成本: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理性选择

腐败成本低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提高腐败成本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理性选择。要建立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提高腐败的政治成本;要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提升腐败的法律成本;要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要建立社会舆论谴责制度,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     

惩治腐败：关口需前移——关于防腐治本的几点思考

腐败作为一个社会最大的政治污染，是任何社会的政治建设中无法避免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执行部门对反腐倡廉建设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大力工作，但效果并不是十分的理想，“前腐后继”的怪象时有发生。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封建主义流毒对腐败的影响，同时以现存制度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为依据，重点探析预防腐败在我国惩治腐败这个关键时期的治本作用。     

司法领域的腐败成因与对策研究

司法是避免权力乱用、保障健全的社会秩序的安全阀 ,整个社会的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的公正。司法领域的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具体表现 ,是司法人员滥用司法权的结果 ,也是司法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所致。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挑战 ,它直接动摇民众对法律权威的尊重与信任 ,进而危及国家权威和社会稳定。必须充分认识其危害性 ,采取有效措施 ,从制度、体制、观念等各个层面对司法腐败行为予以防治 ,以维护法律尊严 ,保障司法公正。     

腐败行为的经济诱因研究

本文基于腐败的经济学涵义,从经济人假设和权利基础两方面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诱因(潜在可能性因素);通过对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阐释了腐败产生的充分诱因。基于腐败的诱因,提出了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