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

西方学者围绕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自然共享资源方面,并以“熟人社会”为前提。中国新型城市社区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情境,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参考中外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共同需求—动员结构—制度规范”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同需求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引擎;核心行动者通过恰当的策略,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积累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制度规范是集体行动长期维续的稳定器,成功的集体行动则是新型社区实现自治的现实途径。     

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论略

结合对以往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反思,确立“社会竞争利益维护”作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将“社会竞争利益的补偿”作为经济法责任的承责基础;以“主体-行为-责任”作为透视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理论框架;并以“成本-效益”作为分析经济法责任追究方式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经济法责任追究方式的“坐标构造”。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论腐败成本

本文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综合性学科,从多角度、多视野来认识腐败产生的动因,通过对"腐败成本"深入的探讨,对腐败成本和腐败利润作了分析、揭示和总结,从利益比较中对我国腐败成因提出了新见解.针对目前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现象,文章指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完善党纪国法,加大惩处力度,真正实现反腐败的标本兼治.     

决策腐败及其基于决策过程控制的治理

任何政治与管理都可分解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项基本活动,相应地,权力也可区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基于这种经典的“政治三分”框架研究腐败现象,可以将腐败现象区分为决策腐败、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决策腐败是指公共决策过程中公共权力非公共运作的一类腐败现象,它既在主观要素上与“决策失误”存在显著的差异,又在权限、效力等行为的客观表现上呈现出有别于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的特征。在“输入--输出”的系统分析框架下,现有决策系统的输入端、系统内、输出端存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种种缺失,为自利性转化为现实的不当利益营造了制度空间,导致了决策腐败的产生。为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立健全与决策各环节相匹配的权力制约监督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公共利益输入到决策系统进而体现在决策结果中创设制度化的渠道,实现决策廉洁高效的过程治理。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的逻辑反思

“政治”与“宪法”在逻辑上相结合可能生成两种价值形态：即“政治宪法”和“宪法政治”。百年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可归结为“政治立宪”,由此造成当前中国通往宪政的种种路障。“宪法政治”内涵了现代政治文明应然的价值指向。     

从墨家辩学的生成原因看逻辑的文化依赖性

探讨墨家辩学得以生成的文化背景,对于理解逻辑的文化依赖性而言不无裨益。墨家辩学所内蕴的墨家逻辑思想的生成,缘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和“名实相怨”的社会现实以及“百家争鸣”的思想处境,更取决于墨家学派趋近理性的学术特质。墨家辩学对“真”概念以及“名”“辞”“说”的研究,说明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能够独立于文化形态而得以萌芽和发展,但对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的具体表述却受制于其所在的文化形态。     

论腐败发生的机理与对策

腐败的本质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了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制，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社会有机体即现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腐败最大量的表现在经济领域，最严重的危害在政治领域，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任何腐败行为均是腐败主体，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三大基本素的结合，其中腐败主体是主观人为因素，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是客观因素，腐败机会是关键因素。惩戒腐败，要根据腐败发生的机理，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科学机制。     

非直接利益冲突视域下诉求表达机制的构建——缘于信访救济的探讨

利益受损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偏重于信访救济并往往在非直接利益冲突中充当重要角色。由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既不是无利益差别的同质性社会,也不是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对抗性社会,而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之关系的差异性社会,如果我们能从“文化同一性”视角,建设“利益场生态”,保障“差异的公正”,就可以为构建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找到良方,达到预防和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之目的。     

从腐败的本质看反腐败

从权力的本质属性论证腐败的本质属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权力的本质属性决定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观念和特权思想的意识存在与人的“欲求”的结合。中国现在的腐败现象绝不是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性质的腐败。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 ,必须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真正从根源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腐败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制度措施。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决定腐败的机理,揭示了中国现阶段腐败的制度根源:现有的制度导致公共决策领域的范围太大,腐败的机会增多;其次,现有制度导致公职人员行为的激励机制扭曲;最后,现有制度对腐败行为的约束机制不足,惩罚太轻,使得腐败行为的预期成本很低,腐败行为相对“廉洁”行为来说非常“合算”,使腐败行为大量发生变为现实。文章提出了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腐败行为发生与治理——基于班杜拉三方互惠决定模型

腐败行为的产生有诸多原因,既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也有腐败行为人的心理因素。要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就必须深入剖析腐败行为产生的诸种因素间的互动逻辑。以美国社会学家班杜拉的三方互惠决定模型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中国的腐败是由特有的社会环境,对权力、角色、行为与关系的错误社会认知以及频发的个体腐败行为三种因素(互动作用)引起的。因此,应从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氛围、纠正社会认知偏差这两方面入手,构建三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新时期权力寻租腐败的异化表现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中共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权力寻租呈现出新载体、新形式和宽领域的特点.从权力寻租的概念人手,即政府部门或个人以公共权力为筹码获取自身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结合权力寻租异化引发的社会热点,如“神木房姐”“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深刻剖析权力寻租异化的原因,如制度建设缺失、公共资源垄断、社会监督乏力和文化建设滞后等原因,期望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预防、治理权力腐败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沿海发达地区特点及其腐败现象特征试析

沿海发达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龙头地区、中心区域,但是经济总量大、行政职级较高等特点很大程度上又造成这类地区成为我国腐败现象最密集发生的地带。沿海发达地区腐败现象有以下特征：腐败犯罪的官员行政职级较高,权力和权势较大;腐败犯罪的涉案金额总量特大,“天量型”腐败时有发生;涉外型腐败较多,不法活动的国际化和海外空间较大;腐败“期权化”,收益方式活、时跨大;民众“默忍度”较高,官员腐败机会较大等。抓住这些特征,形成对沿海发达地区反腐斗争特殊规律的认识,才能有针对性地形成系统、高效的防腐治腐对策。     

廉政风险防控在实践中的困境与对策探讨

廉政风险是指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或日常生活中不能廉洁从政而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廉政风险防控作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创新举措,自2011年在全国推广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但在基层实践中也存在缺乏理论指导、缺乏高层次制度规范、缺乏社会参与度和缺乏基层执行主体的支持等困境。为了更好地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高其有效性,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做好廉政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廉政风险防控指导规范层次;创造条件增加社会参与程度,提高风险点排查的真实性;借助科学信息系统技术,创新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     

对腐败“零容忍”的困境与对策

对腐败"零容忍",就是对任何腐败行为都不能容忍的态度。当前,纵容腐败的封建统治影响、对腐败认同的社会心理影响以及"倒金字塔"式的腐败影响,造成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反腐斗争面临困境,反腐败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对腐败"零容忍",实现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要构建科学的干部评价体系,以"零容忍"为基础构建廉政文化,抑制腐败认同心理,自上而下不折不扣加大廉政制度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