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结合行为科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理论 ,归纳出行为的“制度 -行为”模型 ,并运用于权力腐败研究 ,得到了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与腐败水平模型。权力腐败行为是腐败行为主体与制度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腐败水平取决于正式制度因素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诠释

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腐败行为是有成本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腐败行为是腐败官员作为“经济人”角色的一种“自觉”活动，但由于腐败破坏了经济系统既定的帕累托状态，损害了效率和公平，因而腐败被经济学认为是可“理解”但不可“容忍”的。现行的反腐措施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实施也是有成本的，这或许不是最优选择，经济学家更希望找到一种制度能够“经济学”地“内化”腐败，使腐败成本最小。     

论腐败的制度根源

近年来,随着中央巡视工作的展开以及纪委查处力度的加大,全国各地的腐败“大案、窝案”不断暴露,多地出现“塌方式”腐败,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腐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危害既深且广,故深入挖掘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的制度根源极为必要。腐败的制度根源主要包括：过度型政府干预诱发腐败寻租、配置型反腐制度缺乏适应性效率、缺陷型监管制度纵容腐败。当前应该采取规制政府行为、推进反腐制度由“配置性”向“适应性”转变、协调公私利益矛盾、完善腐败预警机制、提高腐败成本等措施,铲除腐败的制度根源。     

反腐败:人性预设、制度负激励与制度变迁

人性预设的形而上学失误,使得我们重于思想改造而疏于制度防范。不能在腐败的初始阶段进行有效遏制而使腐败形成负激励结构,腐败的示范效应使得腐败行为迅速蔓延,从政治经济领域向社会的意识文化领域泛滥,制度的负激励是其根本原因。当前,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设定的意识观念变迁和公共权力的制度变迁阻止腐败负激励蔓延。积极的意识形态灵活变迁和制度变迁是腐败问题的解决之道。     

亚文化视域下“腐败文化”治理透视

腐败顽疾屡治不止,激发了人们对腐败现象何以发生的多维探讨。其中,“腐败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深思。作为一种亚文化,“腐败文化”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主文化进行对抗、侵占主文化的思想阵地以及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内部的“传染”等方式,影响腐败行为的生成。进一步来讲,“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价值异变”的产物,借助腐败话语等信息符号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扩散,以达到不断蚕食和破坏廉洁主文化的目的,最终引发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发生变化,促成腐败动机的生成,并催生腐败行为的实现。基于此,“腐败文化”的治理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腐败观念、腐败话语与腐败行为等多维度来优化“腐败文化”的防治路径,通过清除“贪”“奢”“惰”等腐败观念,整肃腐败“显话语”与“隐话语”,以及从严整治潜规则等措施,将清廉价值观念的形塑与反腐制度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腐败文化”的有效治理。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抗辩及其处理

腐败是破坏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腐败抗辩”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腐败进入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视野,本应对打击跨国腐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国际投资仲裁目前对“腐败抗辩”的主流做法容易导致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对腐败行为的责任分配不公,仅由投资者一方承担双方共同的腐败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腐败抗辩”被东道国滥用,反而有碍于打击跨国腐败。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结果,应当引入过错分担标准、选择更为适当的证明标准并加强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反跨国商业贿赂机制的联系,以更好地处理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抗辩”,使国际投资仲裁在国际反腐败机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镇街一把手腐败行为的演化机理与治理对策——基于2009—2017年镇街腐败案例的内容分析

官员腐败的内在演化机理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要点,如何实现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是共有难题,为了探究官员腐败诱因、腐败动机以及腐败能力,特采用内容分析法,以中国司法裁判网2009—2017年的283个镇街一把手腐败案例为研究样本,借助QSR NVivo 11质性分析软件,聚焦于腐败行为视角,研究镇街一把手腐败行为特性,为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行为提供对策建议。研究发现,镇街一把手腐败案例存在共有的逻辑特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形成反差,工作中的能人形象与生活中的堕落行为并存,职务行为公开透明与贪腐行为复杂隐蔽对应,反腐的高压态势与贪腐的侥幸心理的反差,严密的纪律制度约束与贪腐行为团伙化的应对,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与权力使用任性的落差等,是镇街一把手想腐败、敢腐败、能腐败的具体外在表现。应该从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建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三个方面遏制镇街一把手腐败蔓延。     

论腐败发生的机理与对策

腐败的本质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了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制，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社会有机体即现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腐败最大量的表现在经济领域，最严重的危害在政治领域，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任何腐败行为均是腐败主体，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三大基本素的结合，其中腐败主体是主观人为因素，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是客观因素，腐败机会是关键因素。惩戒腐败，要根据腐败发生的机理，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科学机制。     

反腐败背景下我国绩效预算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

[提要]随着我国政府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收支领域的腐败现象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新时代的反腐败需要通过绩效预算制度来规范政府行为。国际上不少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及绩效预算改革运动的轨迹,为我国绩效预算制度改革提供参考路径。我国新修订的《预算法》中关于绩效预算制度可通过建立绩效预算立法的效力层级、建立有利于防治腐败的预算权力结构、形成一套以绩效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制定一套有效的绩效评价制度、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予以完善。通过绩效预算制度界定政府的权责效,厘清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建立“规制用财”的新型反腐模式,有效打击新形势下的公共领域腐败行为,有力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     

关于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的思考

我国的腐败问题有损我国公共部门的形象与政府的公信力,在国家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腐败行为严重的制约着公共部门与政府形象的维护。本文通过对现有反腐败制度建设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探寻建设措施,加快我国反腐制度建设,以加强对腐败行为的惩治。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论社会中介组织预防腐败的三维路径——基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切断权力依附以铲除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的生存土壤,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刚性约束机制,健全监管体系以加强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的风险防范,这三维路径的合力推进是当前社会中介组织腐败预防对策的重要方面。     

腐败成因及反腐败制度链初探--兼析"张二江"案例

文章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揭示腐败链状现象,初步构建"腐前一腐中一腐后"反腐败制度链系统.认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必然要求与之相关的制度协同跟进,制度链中某一环节缺失会严重制约反腐效率,甚至诱发新的腐败行为.因此,现阶段我国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提高反腐败成效的关键在于制度链的协同完善.     

加强制度创新提高"防腐"性能

腐败现象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社会污染和政治挑战。只有从腐败的源头抓起,对制度进行创新,才能有效地 遏制腐败的蔓延。本文通过引入上海市近年来所采取的防范腐败的制度创新,对如何从机制上防腐作了有益的探讨。     

健全人民群众监督机制是防止腐败的根本途径

腐败是党政干部滥用人民权力的结果.实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防止和反对腐败的治本之道.人民群众的监督效果取决于是否具备健全的人民群众监督机制.人民群众监督权力、人民群众监督制度、人民群众监督法律三者共同构成人民群众的监督机制.其中落实人民群众监督权力是核心,完善人民群众监督制度是关键,制定人民群众监督法律是保证.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腐败现象的经济伦理学分析初探

腐败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有可能产生,但其严重程度及普遍程度却不尽相同,其中的差异反映了特定制度对制度内个人行为的约束有效性之间的差异.本文主要从利己与利他、公共权力的客观存在以及制度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与激励的有效性等角度,剖析了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并从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了抑制腐败的对策和建议.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制约机制的构建

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同权力腐败的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当前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现象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也加大了规范权力运行和预防腐败的难度。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权力制约因此也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必须着力构建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论人性的基本倾向与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建立这种制度体系,还需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关于腐败成因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说",深入探讨人性及其与腐败的内在关系等问题.对人性的判断是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哲学基础.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决定着不同的治国思路和制度设计取向.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都证明:自私自利是人性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倾向,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基础;掌握公共权力且缺乏有效的客观监督制约是腐败赖以发生的外在条件,所以就反腐败而言,法律制度比道德更重要.     

试论监督制约机制

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监督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完善体制，落实法制的重要中介环节，而且是从根源上制约腐败现象的根本举措。本文从两种不同的民主制约机制的视角分析论证体制、机制、法制的内在统一性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