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态补偿制度悖论

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建立在对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批判之上。生态补偿制度改革必须以生态补偿制度的现实性存在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对生态补偿制度的理性分析,为新的生态补偿制度设计与安排提供价值坐标,以保障生态补偿制度价值的实现。现行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着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等诸多悖论,成为生态补偿实践产生冲突的制度根源,并已构成当前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实践推进的严重障碍。     

制度评价的标准选择及其哲学分析

哲学视野中的制度评价需要确立三个标准:合理性标准、合法性标准和现实性标准。制度的合理性标准是指制度是否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制度的内在规律,着眼于制度效率;制度的合法性标准是指制度是否具有存在的法理基础,制度的价值选择与目标定位是否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着眼于制度公正;制度的现实性标准则是指制度是否具有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实施成本的高与低,着眼于制度的实现能力。     

当前我国制度反腐的宏观策略、路径依赖与现实对策分析——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当前反腐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在反腐的载体上,经历了运动式反腐与权力反腐之后,依托制度进行反腐已经取得社会共识。而制度反腐既需要总结历次反腐的经验,也需借鉴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关键是要将制度反腐建设落脚到国家治理框架内。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对制度反腐的进程加以研究,对于明确制度反腐过程中的阻力,推进制度反腐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结构的效率分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以制度适应性效率为分析工具,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结构的效率进行分析,可发现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结构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现实性,拥有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法律困境与制度选择

文章从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困境出发,分析了政府的金融管制和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缺失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同时,针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合法化"观点和"正式制度安排"观点进行了反思,认为不宜以"合法化"为解决民间金融问题的起点,民间金融存在客观的合法性基础。最后,在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选择中要注重市场效率、社会公平;政府应对民间金融进行适度管制,建立特色鲜明的民间金融监管制度;构建民间金融制度框架应同时注重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     

可信承诺视阈下的农村土地流转

可信承诺理论认为,政府若要促成有效率的制度变革需要做出承诺,真正的可信承诺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制度安排上。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一项重大制度改革,作为制度、政策供给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地方政府,必须通过确保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加强政策执行的统一性、重视与农村土地流转相关的制度创新等途径为各参与方提供可信承诺,才能实现自身利益和制度目标。     

我国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路径重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频遭质疑,这折射出社会工作合法性具有多维理论意涵及实践特征。基于对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本文从规制合法性、认同合法性、实效合法性三个维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框架。高校、政府、社会工作者通过由外而内的知识引入、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职业实践初步建构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然而,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存在非均衡性与非系统性、认同缺失与文化隔阂、脱离民众与成效不足等问题,导致其形成“悬浮”式实践逻辑。这就需要助推社会工作合法性从“悬浮”迈向“扎根”,通过以社会建设为导向,优化社会工作制度生态;增进文化与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适应;扎根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发挥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以重构社会工作合法性,实现社会工作助力共享发展型社会建设的当代使命。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正当性探讨--由法社会学角度切入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于当事人及官府而言存在经济性,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成本与人际成本,该制度亦与传统政府规模相适应,并满足古代官员“无讼” 的价值追求.同时,传统调解制度因其调解手段的商谈性、调解依据的社会性,较之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呈现出其特有的有效性.这种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与有效性,作为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使调解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对纠纷解决模式的理性选择.传统中国调解制度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限的调解适用范围以及兼顾调解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制度优势,通过借鉴这些优势再结合当代中国现实能够完善当代调解制度.     

构建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

腐败是侵蚀人类社会肌体的“政治之癌”。世界各国的反腐败斗争有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和制度反腐四种主要方式。处在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必须寻求科学的反腐战略和反腐制度,制订和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包括积极完善和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金融实名制、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号码保障制度。     

制度形式与内容的“变”与“不变”——一种制度变革的理论分析框架

制度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通例.如何促进制度变革,实现国家的善治,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制度变革的宏观历史视野和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丰富了制度变革的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但从制度效率维度考察制度变革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探讨制度变革,不能仅依据制度效率的维度,而必须引入新的分析工具,这个新的分析框架就是制度内容和制度形式的维度.英国议会的演变历程佐证了制度形式与内容的“变”与“不变”,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渐进主义则回答了制度变革的理想方式问题.     

“网络反腐”中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分析

依赖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快捷高效的特征,“网络反腐”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强网络反腐的实效性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尊重和回应民意,能否实现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通过对“表哥”杨达才的“落马”事件过程的回顾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的“网络反腐”事件中,一种新型的互动模式,即“自媒体一传统媒体一全媒体一政府回应”的互动模式已经形成,这种发自网络自媒体直至政府做出有效回应的新型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必将有助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     

建立健全网络反腐法律制度论要

近年来,网络反腐尽管发挥了明显的正能量和正效应,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局限性和负效应.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是导致网络反腐局限性和负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是新时期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既要坚持审慎适度和循序渐进相结合、规范权力监督主体与规范权力行使主体相统一、“网上立法”与“网下立法”相配套、“废”“改”与“立”相衔接等基本原则,也要抓紧运作网络反腐旧法的修改和新法的制定等基本内容.     

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量表研究

针对公务员开展的廉政教育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态度是检视廉政教育成效的基本指标。编制适用的量表是全面把握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前提性工作。文章根据社会心理学中态度理论和李克特态度测量方法编制了一个含有认知、情感体验、行为意愿、态度和行为等5个维度的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态度量表,基于两次施测结果对项目进行筛选,并运用项目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技术对量表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以据以开展实际调查。     

延安时期“依法保廉”对廉政法制化建设的启示

延安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运用法制手段治理腐败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围绕“依法保廉”,在廉政法制建设和严格执法方面都有具体举措,为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建设廉洁政治,推进我国廉政法制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论“和谐政治”

社会主义和谐政治建设、构建的前提是承认利益多元和利益分殊。政府要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一切行为和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即把如何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作为执政目标,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把“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作为自身建设的目标诉求。因此,和谐政治本质上是“公平政治”、“有限政治”、“秩序政治”、“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     

腐败成因及反腐败制度链初探--兼析"张二江"案例

文章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揭示腐败链状现象,初步构建"腐前一腐中一腐后"反腐败制度链系统.认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必然要求与之相关的制度协同跟进,制度链中某一环节缺失会严重制约反腐效率,甚至诱发新的腐败行为.因此,现阶段我国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提高反腐败成效的关键在于制度链的协同完善.     

以制度突破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制度创新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亮点。鉴于权力制约与监督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加强制度创新：以科学赋权、程序透明保障决策科学;以＂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理顺监督体系;以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共筑权力樊笼,实现以制度突破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     

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适研究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服务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利他性与利己性的矛盾属性。从政府政治人与经济人承担的角色属性来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具有历史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政府自身利益偏离公共利益的视野时,其权力膨胀与利益放大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动摇其存在的合法性。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理念出发,政府转型必须规制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对实现,制定制度化的利益实现体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使政府权力与利益适度化,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论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伦理意蕴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必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这就要求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必须体现“诚实守信”、“以民为本”、“公平正义”、“德法共治”和“清正廉明”的伦理观。文章分析了影响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对策建议：建设良好的县级政府执行力文化,培养良好的县域领导科学与艺术;加强伦理教育,优化社会环境;完善对公务员伦理品格及执行绩效的考核监控和监督;加强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构建制度伦理等。     

“廉政风险”及其防控机制建设的价值取向

"廉政风险"是"风险社会"的表征之一。面对"廉政风险"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它的防控首先需要澄清其价值取向,才能确保其制度建设有正确的方向。具体说来,"廉政风险"防控的基础价值取向是廉洁执政,核心价值取向是为民执政,目标价值取向是长期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