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史方法发微

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有待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进步。考察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是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研究的重要前提。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主要表现为：秦汉时期的批判方法和明清时期的考辨方法     

中国近代哲学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

一、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各种哲学并不都属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范围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范围,过去的传统观点还是一致的。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哲学史专著,都把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正当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哲学(包括以龚自珍、     

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

陈黻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之一。当年选修陈黻宸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北大学生,不少入对其讲课内容与授课方法曾表示过不满。但正是陈黻宸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局限,启发了后辈学者追求对西学的了解,深化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因此,可以说“早期形态”与“不成熟性”既构成了陈黻宸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特色,又体现了陈黻宸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历史贡献。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有了近七十年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也有四、五十年了,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却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为什么?回顾七十年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照搬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是中国传统哲学特点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前后,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潮冲开了中国旧思想的大门,志士仁人纷纷向西方寻求真理,追求新思想、新方法。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胡适于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启了近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河。     

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

在新的世纪中，中国哲学史学科依然承担着发掘和弘扬中国哲学史传统的历史使命。为了使这一使命能够在年轻一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身上更女子地落实，有必要特别推广并强化包括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人文学关怀在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     

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现状与学术展望——以“三十余年来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为视角

国内与"西方道德哲学史"有关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知识普及阶段;研究性评述与典籍译介并重的阶段;道德哲学史论题集萃和西方道德哲学研究专论群星闪烁的阶段。西方学者的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上的探索服从于不同传统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者对其学理依据的历史建构、传统评估和学术自我之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则可归结为三条道路:比较与互镜;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由于国内尚无对"西方道德哲学通史"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成果,因此,如何以"通史"形式对当今道德论争中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学术史还原,乃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内"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创见

冯契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元理论两个领域的富有创见的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 ,冯契有三大成就 :构建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体系 ;从广义认识论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蕴含丰富的认识论 ,驳斥了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不发达的流行观点 ;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近代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哲学革命。     

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刍议

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是教学内容的更新.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释方法或研究视角的更新,而解释方法的更新往往取决于知识的更新.有两类知识的更新对中国哲学史教学内容的更新至关重要: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哲学知识的更新.知识更新对中国哲学史教学内容更新的作用并不是任意的,知识的更新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必须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传统哲学本来的面貌和发掘其现代价值.     

胡适的实用方法论

胡适力图把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使用的方法,推广应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他用西方哲学的系统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为现代各门学科提供了一套在初创时期必须采用的普遍法则。他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旨在倡导一种创新思维与求实精神的科学结合。胡适的方法论是实用性的。     

中世纪英国哲学与近代英国哲学

西方哲学史,不是在某一个国家中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哲学史,而是欧州各国共同产生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时,不能囿于某一国家或地区,而要将各哲学家或哲学派别放在广阔得多的西欧这个基础上来考察。这种研究方法诚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各国的哲学史又有其自身的传统并形成自身的特点。就以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来看,英国哲学的传统是经验论,具体表现是从英国唯名论到英国经验论;法国哲学的传统是怀疑论,中世纪有阿伯拉尔的怀疑论,文艺复兴时期有蒙台涅的怀疑论,十七世纪有笛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学术史的新纪元。首先,它以科学的方法和可信的史料,创造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与规范,使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戛然独立,并迈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进程;其次,它用疑古与实证的方法实践,完成了新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从“形”到“质”的转变,开启了崭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三,它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手段的全方位更新,不仅具有冲击传统惯性的强劲的反封建之风,又有开拓学术研究新风尚之意义。所以说,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有着创新的勇气、扼要的手段与平等的眼光,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实现了“范式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以萧洪恩《土家族哲学通史》为讨论中心

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展开研究,首先要解决少数民族哲学如何可能即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需要写一部哲学史。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恰当方法。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作还要处理好少数民族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在材料选择上要特别慎重以及实事求是地评价少数民族哲学等问题。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为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作树立了某些典范,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提出的新课题,因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我们不能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而必须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带来新材料的发现、研究视角的更新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一系列的新研究无疑会打开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中国当下的实践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些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期刊发的一组论文,着重探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新视角和新领域。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但直到近代以来,其研究方法论的确立才使得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定首先在于厘清研究的态度与研究的目的,并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等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典范或方法的,因为典范具有时效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方法需要适时修正,可谓法无定法。     

胡适的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的哲学史观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观演变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地界定了哲学史的含义、对象和目的；(二)在哲学的起源上坚持杜威的“问题说”；(三)在哲学的发展根据上坚持多元的因果观；(四)把哲学方法看作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和内的线索；(五)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进行现代审视，尝试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略论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在恢复学术自信后 ,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探索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他提出的关于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法等独到见解 ,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中国哲学史个案研究的实地调查尝试——以张载哲学思想和历史影响研究为例

哲学学科本身具有抽象性、思辨性和逻辑性等特征。然而就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一定意义上与历史学学科密不可分,并要以文献学学科为基础而言,中国哲学史的全面研究方式还应当包括为历史学和文献学所常用的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进而言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运用同属实证方法范畴的实地调查方法,就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完全可能。实地调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进行狭义的实地调查,意味着学院常规研究形态向现场实地调查研究形态的延伸,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进行广义的实地调查,意味着运用通行文献向挖掘稀见文献的延伸,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两种延伸及结合,应能有助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拓展和深化。1990年以来我对张载哲学思想和历史影响所做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类实地调查,可算是将实地调查用于中国哲学史个案研究的一个尝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

我国研究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诸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直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是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上的斗争,因此,他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不可能是科学的。真正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科学来研究,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研究之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