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设计艺术学学术史上的沈从文

作为20世纪中国设计艺术学研究历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沈从文的后半生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研究的背后固然有时局环境变化的外部原因,也是遵循了他一生对实用美术情有独钟的“内在理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沈从文从“工艺”到文化的视野的拓展、“小心求证”和“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与相关成果,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比同时期的实用美术研究更为自觉和深化,相对于此前实用美术内部研究的空疏学风具有一种范式转换的意义。沈从文在物质文化领域内的相关研究间接影响到了1980年代以来设计艺术学中的若干分支学科的建设,是中国现代设计艺术学学科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论黄庭坚的“典故程式”

黄庭坚用典之繁富为人所共知,而其用典的体系化及程式化则罕有论之者,但这却是黄诗创作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典故程式”作为黄庭坚用典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诗人从古代典籍中刻意挑选或精心熔铸而成的片语,它们常常在同样的韵律条件下(如“三字尾”)反复使用,并常常结合了诗人对典故的独特甚至生硬的理解与运用(“错本旨”)。这既是山谷“点铁成金”的大匠钳锤,也是构建“瘦硬生新”风格的突出技艺。与此相关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山谷句法”及江西诗派的诗学内涵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胡适范式的解释学意义与效应

胡适融通传统治学方法和杜威的科学方法 ,确立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学术史上看 ,胡适新范式开启学术研究的新路径 ,预示一种解释学的转向 ;从思想文化层面看 ,胡适新范式又具有思想解放的深远意义。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实现了从历史之外回到历史之内、从抽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革命,即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念的彻底革命,使作为“现实中的个人”一种属性的形而上学本身重新回到人身怀抱里;它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指包括人所遭遇到的自然和思维在内的“人类史”。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是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论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本文认为, 将“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思想观点引申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为此,作者提出“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概念与“科学共同体”概念相对应, 并初步探讨了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共同的学科观和方法论观念;共同的基本理论假设、基本理论原理和基本理论观点; 共同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理论主题;共同的基本政策主张; 共同体内部专业交流比较充分; 共同体具较强的韧性或相对稳定性。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论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新变与成就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探寻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意义——重读《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在我国学界,马克思哲学存在于三种理论形式中。长期以来是以下列两种形式存在着:一个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板块"结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形式存在着;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也即是"三驾马车"之一的形式被讲授和研究。第三种则以哲学"权威体系"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近年来四种版本的哲学教科书的出版,因为它们是以"工程"或"课题"的形式出现的,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被称之为"权威体系"。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出现理论创新,而我们的哲学还是在沿着"哲学原理"的框架建立体系。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体系,它是研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它本身的初始形态就是开放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马克思哲学都需要探寻它的"原生态"。这个"原生态"既是科学方法,又是开放性的,因此,它为后来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在德性与德行之间——中西哲学良知论的差异与沟通

德性与良知的关联是中西哲学共同的重要主题之一,但这一主题往往只在伦理学的界域内得到阐明,而未从存在论层次上深入探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于良知的生存论分析为我们敞开了一种新的视域,他对于经验与先验良知论的批判使我们有必要对于中西哲学中的德性与良知的关联予以重新审视。只有从生存论的视角区分经验论、先验论与存在论良知这样三个维度,才能在此基础上探索中西哲学良知论的思想轨迹并作出比较研究。     

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三个神话

在我国哲学界 ,“重写西方哲学史”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笔者认为 ,“重写”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是“无效的重写” ,即只是引入一些新术语 ,但并不触动传统的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这类重写注重的只是外在的形式 ,因而注定是无效的 ;另一种是“有效的重写” ,即通过对传统的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的批评性反思 ,确立起新的哲学和哲学史观念 ,从而对西方哲学史进行实质性的重写。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就要先行地清除长期以来主宰着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神话———单线性神话、客观性神话和内在逻辑的神话。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胡适对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对胡适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少有论及。事实上，胡适第一个明确宣布文言翻译的失败，开创白话文翻译的新路，为后来者确立了原初的范型。他注重翻译文学的文化意义和思想意义，有力地配合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他对文学青年和译界同仁翻译实践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对中国现代翻译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现代译坛上，胡适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人物。     

论东西方文化价值哲学观念的殊异与融通——兼谈时代青年人生价值观念之嬗变和定位

对东西方文化价值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时代青年构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论前提.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的教训昭示我们致力于人的主体性的现代化,构建适应社会现代化要求的人的价值观念,必须坚持"综合创新"、"全面发展"、"工具理性"三大方法论原则.中国的传统价值哲学的主旨在于"做人";西方的传统价值哲学的主旨在于"谋事".在"和平"、"发展"潮流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通过"跨文化沟通"以消除历史误会,从而达到"双赢",已成为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只有学贯中西,坚持走文化会通之路,才能构建起开启历史喜剧、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正确的人生价值哲学观念.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