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概念的再认识————兼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流派及整合趋势

“灾害”作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其社会与自然双重属性特质形塑了灾害多学科交叉研究现状。学界对灾害的定义和认知多从自然科学视角出发,而基于社会科学视角的灾害概念研究尚少。对灾害概念进行社会科学解读,可以将关于灾害概念的认识划分为“事件-功能主义导向”、“脆弱性导向”、“社会建构主义导向”、“不确定性导向”、“权利资源分配导向”,并以“危险源-关系链-结果”为逻辑架构结构化灾害概念,从而廓清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灾害概念认识与研究谱系,并揭示出灾害社会科学的整合研究发展趋势。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

人文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关于人自身的学说;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于近代人类实践活动空间的展开与独立化进程;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本质上是一种人化的表达方式,是对人之存在、本质、价值与发展的理论透视,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各门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都是人,其研究领域、角度和层次虽有不同,却具有属人的统一性。     

公理化方法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述评

公理化方法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现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有公理化的特征,恰当的理解和运用公理化方法,是解决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的重要途径.公理化方法是从拟研究的理论中提取一些基本概念和命题,作为最原始的公理,然后按照逻辑规则演绎出一系列其他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进而形成科学理论的公理系统或公理体系.公理化方法起源于古希腊,该方法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设计的逻辑与方法

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研究设计具有自身演绎的内在逻辑,遵循着科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方法要求。增强方法意识、提高方法素养,加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学习,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必修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科学研究和项目设计中,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科学研究方法,遵循科学研究和项目设计的内在逻辑,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实践。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理解与解释"

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是人类科学活动的基本关系,它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关系表现了人类从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活动的不同特征,理解与解释的认识论表征着人类科学活动的内在矛盾,而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关系,则构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活动的共同根基."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和辩证统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或原则.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探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领域之间相互交融、学科领域进一步细分、实证研究方法大量被采用等新的特点的出现,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面临新的挑战。健全和完善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能够有效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而不科学、不规范的学术评价机制则会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在学术评价过程中,引用率、采纳程度以及成果转化的可行性应成为评价的主要依据,而"代表作"制度的采用也将有效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新。它包含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文明“两山论”、生态文明“民生论”、生态文明“和谐论”、生态文明“共同体论”五重理论内涵,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生态治理和世界人民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前期我国高等教育关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探讨

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进入20世纪后才真正开始发展,但它迅速突破了此前儒家经学在教育内容中的垄断地位,不仅使科学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稳步发展,而且从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发,赋予人文教育以新的内涵。这一时期的人文教育特别注重爱国情感和救国意志的培养,主张人格独立,提倡人的自由,维护人的权利,力争培养出具有“完全人格”的人才;科学教育则从注重自然科学技术逐步发展到注重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在内的“通识”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发展的观念基本形成,重技术轻理论、重理轻文现象并不十分突出。     

析波普的社会科学概念

社会科学概念是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波普的社会科学概念有三个基本的规定性:有限理性、规范律与自然律的结合、科学理性与自由民主的某种统一。波普的社会科学概念一方面是规范主义的,与传统科学概念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开放性的能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本体和波普哲学思想的特点。波普的这一概念突出反映了整合西方理性传统与自由民主传统的尝试,也反映了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与人文相互结合的某种趋势,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征与教育对策研究

针对当代大学生是时代特征的最紧密跟随者的特点，研究当代大学生时代特征的具体表现。当代大学生追求独立，有着极强的个性、自尊，他们积极探索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并且有激情、有理想，这些时代特征促使师生关系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基于此提出具体的教育对策，使教育工作者适应当代大学生新的思想特征，尊重、公正、平等、民主地对待他们，以激发大学生紧跟时代精神前进。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善、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思想,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科学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善”的思想,因为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善”的思想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丽的思想,因为它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力求构建美丽新世界,还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的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活力的显著象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马克思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类”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科学地描述了人的类本质与类生活、人与自然以及他人的类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容与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世界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类”概念的角度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可能呈现出的各种异化状态对于反思与扬弃这些异化，达成人的自由与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囚犯人权享有的正当性研究——基于人的主体资格维度的分析

囚犯享有人权是囚犯主体资格的内在表征。囚犯作为人类成员享有人权：人权是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是“人”便应当享有的权利，具有无条件性与绝对性；囚犯作为社会成员享有人权：人权产生并存在于社会之中，犯罪人作为社会中的犯罪人，享有基于社会成员的身份而享有基本人权；囚犯作为国家成员享有人权：囚犯虽受刑事处罚，但公民资格并未被剥夺，享有基于公民资格而应享有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科学发展观的人学思想浅探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内在地包含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思想,并以新的时代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凸显了人是社会发展主体的人本理念,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动因的人力思想,人是社会发展目的的人本观念,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等思想意蕴。     

“和谐”演进脉络考

“和谐”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其基本内涵经历着由本初的自然哲学层面向社会哲学、再向人学层面转向的漫长的演进过程。和谐范畴最初是作为同混沌相反的宇宙的组织性而出现的，在自然哲学层面它是指一种理想性及源生性的状态。但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谐开始转向精神哲学和社会哲学领域，开始具有社会的意义；同时逐渐和人文纠缠，注入了个体意义，具有了人学意蕴。     

论社会心态对战后国共斗争的影响

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其表现形式较政治、经济难以把握,也容易为人们忽视。实际上,社会心态对历史进程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就战后中国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执掌中央政权的国民党在四年之间山崩瓦解,由共产党取而代之。在这历史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社会心态在这一历史运动过程中亦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