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对“历史终结论”的反驳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都是针对资产阶级永恒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而展开的,所以指认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合理形态辩证法”与资产阶级辩护士“历史终结论”的斗争,就构成了马克思批判活动中的“一个与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历史终结论虽然仍在以各种面貌不断出现,但它们在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上并未跳出马克思的批判框架--对“自由、平等”之虚幻性的透彻分析。     

再度走进马克思的自然理论视域——论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批判维度

当马克思实现了在“实践原则”上确立自然理论的本体论的基石后,马克思便把自己的目光转到了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面向事情本身”,经济学的且也是哲学的追问了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状况,在这里,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批判维度跃然纸上。同时,这一理论的批判维度也使马克思成为当代哲学主题对话的积极参与者。     

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再辨析——兼答复一种反批评的意见

 　
　　摘要：  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要理解其变革性与具体规定性。把“实践”概念泛化,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本意。“实践”不能作为“本体”,作为“存在”之源。马克思的实践观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将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用实践论阐释“人生在世”是不妥当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存在论”取代“本体论”,就容易将存在虚无化、客体实践化、主体生存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当使辩证法和唯物论得到彻底的贯彻。     

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模式

囿于历史原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成为一种僵化的哲学认知、评价模式。这个哲学模式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衡量哲学,并把二者的分歧与对立绝对化、意识形态化,严重误读了哲学基本问题,陷入简单化、抽象化、公式化的误区,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有害影响。有必要突破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对此,马克思哲学确立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模式的解释原则。     

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在感性学上的会通——基于对关怀伦理“移情”概念的追溯

通过对“移情”这一情感概念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有感性学上的会通,这种会通将推动传统儒家当代转化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融合,以及当代中西方道德文化的协同创新;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需要吸收马克思感性学说的哲学社会学方法,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化;马克思感性学的中国化发展也需吸收传统儒家的道德心理学方法,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化,以此奠定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民族心理学基础;但是,无论是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还是马克思感性学的发展,两者都必须统一地根植在当代西方关怀伦理中所含指的全球化-地球村背景下正在形成的后工业文明（或生态文明）“新熟人社会”这一生活世界,只有在此世界,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实现感性学上的会通创新,也只有在此世界,人的感性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解放。     

索罗斯“反射性理论”和“理性经济人”——从马克思“现实的人”视角出发的哲学解读

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为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范式,颠覆了“理性经济人”假设,重新审视了经济理性在市场中的作用,更加重视真实复杂的人性中非理性因素在市场中的体现。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现实的人”观点对“理性经济”人及索罗斯范式中的“人”作出新的批判和评价：现实的人就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人,“理性经济人”是抽象的、孤立的人;索罗斯将人的不完备性、易错性、不确定性等加入了他的新的范式中,这种对人的认识,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进步,但是,它对人的抽象,仍然没有完整地把握人的规定性,特别是本质规定性。     

自然辩证法“消解”与本体论边界意识——对当前哲学界辩证法“对立论”话语的反思

当前哲学界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对立论”的流行话语，他们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自然证法是从脱离人的自然界出发，因而是无视人的；马克思自然观的出发点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介过的“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从不赞成“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立的。对此，重返文本与勘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认定，在承认自在自然的辩证法基础上，恩格斯理解辩证法绝非“无人的视野”，马克思一直支持与赞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将此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作为思考的背景，树立本体论的边界意识。     

补上“政治异化”的缺环——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发展逻辑研究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把个人的社会活动看作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共同的基础,三者的统一构成个人现实生活的基本内容。在政治异化中,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发生了分离并使得解放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政治领域,奴役和剥削关系在市民社会中仍然保留着。但政治异化发生的原因必须到市民社会的结构中去寻找,马克思早期理论探索的重点因此由法哲学转向了市民社会,并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这样,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探索过程便表现为“国家和法→市民社会→异化劳动”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逻辑关系具有明显的反向对应关系。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摘要：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

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四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包括五四”时期的“人”性写作,1930--1940年代的阶级性写作, 1950--1960年代的政党性写作和“文革”时期的领袖--集团性写作,其思维模式和表现视阈都没有跳出“人与社会”的樊篱。1980年代以后以“人与自然”为反思和表现对象的生态性写作,与前四次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比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次最富有新质、最没有重复性和最具有开拓意义的转向。     

爱欲解放和感性解放——马尔库塞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比较

由于马尔库塞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立论的哲学基地不同,一个在形而上学的基地上,一个在存在论的基地上,所以,两种解放理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当马尔库塞以心理学的快乐原则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进行解读、并自认为他的爱欲解放论是对马克思的解放理论的一种深化和补充时,结果造成的不过是对马克思解放理论的退化性理解。     

所有、总体与实践——马克思所有制概念解读

马克思对Eigentum一词的应用包含了“一体两翼”的内容。“所有”是其主体内容,“总体性”和“实践性”是“所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两翼”。其中,“所有”意味着所有者把生产资料看作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关系;“总体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之中实现出来的;“实践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物质生产中实现出来的动态过程。所有制的内容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演变成为“所有权”和“财产”的主客对立模式,“所有权”是国家这一总体性关系的代表赋予公民的普遍的权利,“财产”则成为脱离生产过程的被抽象占有的所有物。     

西方政治存在论的语用学转向与困境——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质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因其形而上学性的谬误,已经偏离了政治实践的要旨并丧失了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关切,这种形而上学积弊深重根源于它囿限于理性主体性的方法论立场。依赖于对亚里斯多德实践范畴的深刻的海德格尔式的重新思考,阿伦特建构一种新的政治语用学方法论,企图借此摆脱传统政治“理智论”的谬误,实现政治哲学在现当代的存在论转向,并形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的态势。但是,政治语用学方法论所凸现的现代形而上学性,在对抗马克思政治哲学中自身已陷入困境;并且,其形而上学的弊病最终逃脱不了来自马克思倡导的现实的历史的方法论立场的批判与祛除。     

《共产党宣言》中人的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不仅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提出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见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前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状态是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对于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凯恩斯萧条经济理论的现实性与局限性

凯恩斯“萧条经济理论”主张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政府的投资和公共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这一理论至今仍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与实践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我国当前正在采取的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措施,有某些方面的借鉴价值。但是,当我们正确评价凯恩斯萧条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时,则不可把它凌驾于马克思之上。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经济,是完全必要的,然而,马克思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马克思的货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认为,货币在本质上不过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体现的无非是在劳动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货币拜物教将货币从手段变为了目的,剥夺了一切事物的价值,扭曲了人的感觉与需要,甚至使之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教的这种批判,对于生活在当今越来越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马克思的“跨越论”：世界史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不是“多线论”,而是世界史观图景中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世界史观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顺序性思想,应该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人类历史的长度和世界历史的广度予以理解。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跨越论”来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指引下,科学把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具体问题的产物,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凝练和升华的产物,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