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延安时期的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诞生

该文主要论述延安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的诞生,指出此种写作方式在延安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在一定意义上,集体创作既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与“党的文学”观相适应的文艺生产方式,也是处于思想改造之中的延安文人所必然采取的一种应对机制。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文学翻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生

在戊戌变法以前,中国近代的翻译主要是洋务派的科技翻译,后扩大到社科领域。此时,人们基于自身固有的文学观念,并不重视文学翻译,仅有若干零星的“以中化西”的自发翻译。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翻译在特定视域下“误读”西方文学--主要是小说,认为它是西方“开民智”的启蒙利器与政治宣传的工具。此时,中国社会完成了对文学翻译大规模兴起的思想准备,之后文学翻译被实质性地纳入到了中国文学变革的内部。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现象及反思

源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开启了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视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给日趋程式化和成见化的文学研究以极大启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关键词批评”在批评实践层面有了不少新变与推进：　不再仅以对关键词的词源学追溯为批评中心,而是以关键词在批评实践中的衍生为考察重心,以期有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表现出注重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趋向;编撰体例有所突破,文论性得以进一步彰显。这些都昭示了“关键词批评”发展的新路向,也显现了其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勃然生机和研究实绩。我们在充分认识“关键词批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避免政治视角从“一维”成为“唯一”,谨防关键词的霸权化和快餐化。     

浅析“80后”青春文学的创作特性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80年代出生的少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透着极其鲜明的青春朝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80后”青春文学在创作形态、创作内涵、创作手法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     

“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

“零度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评论类文章中频繁亮相的术语，研究界用“零度写作”评价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后现代写作。一方面借用“零度写作”对主体的解构，以“零度情感”评价新写实小说，另一方面将“零度写作”理解为摆脱意识形态、摆脱历史记忆的纯粹文学样式，从而将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后现代写作称为“零度写作”。但不同的学者站在捍卫或批判后现代写作的立场，令“零度写作”在中国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身体写作的哲学内涵

身体写作使被道德规训的身体重新复归到自然的欲望主体,因此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身体写作对自我的确认;身体写作对身体的价值和意义的恢复;身体写作对身体欲望的哲学探寻。     

女性写作中主体认同经验分析——以现代文学史中女性小说写作为研究对象

写作本身即是对自己生存体验的表述。以现代文学史中女性小说写作为研究对象,从主体认同的视角对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的三个阶段——五四时期、左联时期、全面抗战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主体认同经验做出梳理与表述。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女性文学所呈现的与时代同构或者异质的现象,透视出女性群体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下的整体生存境遇,从而使得女性文学能够突破单一的性别研究视角,在更宏大的现代化民族国家构建的框架下得以展开分析研究,推动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女性通俗小说的历史差异与创作特色

作为社会文明的一种独立存在和文化表达,应该说真正的女性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尤其是作为俗文学题材之一的通俗小说,在发轫初期难以摆脱男性话语的影响,女性作家群也在不断探索由报人向小说家身份的转换,女性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上力量显得薄弱。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新的女性创作主体的涌现与创作思维的膨胀,在叙述视角、文本类型、媒介传载、表现手法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是当代消费与审美理念的提升,也是创作与出版文化的勃兴。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把文学性引入日 记于记载前力求创造——论郁达夫的日记写作观

郁达夫首倡“日记文学”有三层意义：一是把文学性引入日记、拓宽了日记的文体功能,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审美对象领域,发掘了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二是在写作教育思想方面,他指出了创造生活比记载生活更重要;三是写作训练方面,他肯定了日记以其便利而成为练习写作的重要途径。     

难以抹去的青春写作——以春树的小说创作为例

对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女性写作,人们有很多认识误区。究其实而言,她们的写作还是一种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传统影响下的正在成长中的青春书写:既有性别意识的凸显,又有性别姿态的显然夸大和扭曲,既渴求树立其年龄阶段的话语表达方式,又显然缺乏更高的审美价值追求。与女性写作传统比,其承接中既有时代和年龄的变化,也有书写意识和美学追求尚不协调的矛盾。     

七十年来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

概览七十年来域外学者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中国人形象说、悲剧--命运说、象征--原形说三种类型。域外学者认为,一部《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写出了“无垢纯真的中国人”的形象;“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一部《边城》充满着复杂的象征意义,《边城》中的“‘死亡与再生’,是作为原型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