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

分析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状况不容乐观,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中,超过2成无人照料。土地流转、子女外出务工、经济贫困以及代际关系疏离都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土地流转与子女就业、代际关系交织互动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但土地流转与经济收入的相互促进作用对老年人照料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全部子女务农或代际关系疏离的土地流转老人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实地调研资料也显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探索“以地养老”的社会养老模式。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2003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研究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的影响.发现,子女外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但是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提高.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使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外出儿子对老年父母增加生活照料的可能性更小,促使子女生活照料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而外出使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情感交流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空巢老人养老需求与代际支持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基线数据,将养老需求和代际支持结合起来考虑,对空巢老人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以及空巢老人群体内部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与空巢老人相比,有老人同住的子女家庭在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料方面的养老负担更重;低龄空巢老人、城市空巢老人以及老年夫妻户是自我养老的相对优势群体;高龄空巢老人、农村空巢老人以及独居老人普遍面临养老需求大但代际支持弱的困境,并且这一困境呈现整体性特征。     

代际支持、制度供给与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代际支持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利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代际陪同、对政府生活保障供给满意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以及生活在农村与中部地区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认为政府应发挥养老保障作用,而子女经济支持、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以及年龄对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代际陪同与政府在生活上的保障能有效促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     

农村养老保障现状及其支撑条件——对山西农村调查资料的分析

对2004年山西农村养老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山西农村的养老模式总体上仍属于传统的家庭养老,主要特征表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养老的经济支持力度有显著影响,而经济支持的来源却直接受政策、风习、道德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家庭为主,家庭中以老人自己的当前劳动收入为主;其生活方式以单独居住、自我照料为主;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集体经济对养老的支持极其有限;多子女老人不具有养老优势,计划生育有利于养老保障.     

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老年人自身状况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对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女性老年人不倾向与子女同住,儿子越多与子女同住的机率越小,女儿越多将增加老人选择居住的对象。代际互动变量比老年人状况变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力更强,揭示出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以子女需求为中心的特点。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堪忧,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但女儿养老这一新趋势和新情况值得关注。     

农村养老状况与方式选择的实证分析——以河北省藁城市为例

通过问卷抽样调查和典型个案访谈的方法,对河北省藁城市农村养老状况及农村居民对家庭与社会养老两种方式的选择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目前,农村的老人仍然主要依靠子女和自己养老,社会养老已是大部分农民愿意接受的养老方式。当前,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行的因素主要有,对保险的认知不够、经济承受能力弱以及对保险的信任不足等。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

家庭养老一直是老年学和社会学的热门话题。但是过去关于养老的研究忽视了家庭养老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仅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家庭养老的。因为在中国,绝对不能忽视文化和伦理的因素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本文以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责任伦理"为分析视角,以1999年9月的"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北京市城区家庭养老的现状所做的定量分析为基础,认为家庭养老的现实可行性是建立在老年人对下一代的"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不计回报的付出,在家庭养老的三个方面———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尽量自立,始终想的是减轻子女的负担)的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并不意味着子女给予老年人对等的"反哺",事实上老年人的付出总是远远大于子女的回报,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给予帮助和赡养的年龄已大大推迟。     

成年子女照顾者和老年人居家养老研究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居家养老成为老年人照顾领域中重要的养老方式.对深圳老人成年子女照顾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接近三分之一的老年人选择和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成年子女照顾者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面临压力,男性和女性照顾者在经济、时间和心理所受到的压力有所差异.老人在经济方面更依赖男性照顾者,而在生活照料方面则更依赖女性照顾者,老人更倾向于与儿子同住,成年子女照顾者也对居家养老服务提出了具体的需求.     

家庭养老、居家社区养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厦门市的实证研究为例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面临慢性疾病、孤独、抑郁甚至自杀等系列健康问题,国家实施居家社区养老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以在厦门市开展的实证研究为例,采用因子分析法与回归分析法,探讨家庭养老、居家社区养老等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子分析表明,居家社区养老分为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和精神慰藉三个因子;老年人健康分为客观生理健康、客观心理健康和主观自评健康三个因子。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越高、有配偶及与子女合居,能够促进老年人健康;子女数、经济支持、劳务及照料、感情亲近度对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影响不同;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和精神慰藉三个因子对老年人主、客观健康影响有差别。对此,本研究提出拓宽老年人收入来源、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完善日常照料和医疗服务体系等政策性建议。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统筹城乡发展要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标,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大力推进城镇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要深化农村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论数字鸿沟与农村沟通网络的重构

城乡地区数字鸿沟的出现,进一步影响农村管理结构诸如沟通网络。信息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与沟通过程有着多重交互性,因经济条件对媒介接触的差异而产生数字鸿沟,已有相关实证。数字鸿沟对农村沟通网络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应找出重构农村沟通网络的关键点。即在沟通网络中树立信息把关人,提升农民信息素养,建立信息管理的科学模式,构建因人而异灵活的沟通网络。     

建设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定位

从把握中央精神实质、反思国内外农村发展经验和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全局等3个方面分析探讨了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定位问题。认为,准确定位要根据中央的精神实质,把握好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城乡演变的基本规律和我国城乡发展的特殊性、全国的共性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特点及其建设全局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全局和持续发展的高度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矛盾,加大外力推动促进内源发展,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增进农民福祉。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简要阐述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对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性,指出了福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差距,剖析了福建城乡发展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效率耦合度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在综合应用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2005—2014年进行测度和评价的基础上,应用耦合度模型对甘肃省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效率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2005—2014年甘肃省农村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甘肃省农村经济发展效率在多数年份实现了投入和产出的最佳状态;甘肃省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效率耦合度较高,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效率一直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     

我国对农传播的现状透析

毋庸置疑,我国的媒体在开展对农传播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为促进农村的政治民主建设、推动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农村的现代文化以及塑造新型农民、打造现代农业等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媒介自身在开展对农传播时的定位、方法与技巧等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对农传播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的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和“滴流效应”假说,当前河北省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经济现象,而且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会反过来促进经济更大程度的发展,并最终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到合理水平。为验证这一观点能否解释当前河北省经济发展状况,论文选用《中国统计年鉴》和《河北经济年鉴》1991年到2005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三项指标,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最终得出了与假说相悖的结论,即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不能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有所缓解,而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城乡阻隔才能使其缩小。     

福建乡村社区经济合作组织转型发展动因探讨

以福建行政村级的乡村社区经济合作组织为研究对象,在对我国乡村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历史变迁进行审视的基础上,基于长期的跟踪研究和深入调研,分析了福建乡村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福建乡村社区经济合作组织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因。     

解决中国农民阶层传播弱势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解决当前农民阶层的传播弱势地位问题，需要构筑“以农民为本”的新农村传播体系。构筑这一体系有三个基本支撑点：在媒介结构优化上，重点发展农村电视和网络媒介；在媒介定位与传播资源分布上，以农民社会阶层作为目标受众，优化传播内容；在社会阶层媒介利益表达上，构建以农民为传播主体的大众传媒利益表达渠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重新构筑新农村传播体系，目标是在重视对农村传播的基础上，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的传播机制。     

海西农村扶贫与乡村文化精英的契合与互动

在海西发展的新时期,乡村文化精英作为乡村再造的人力资源基础,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乡村文化精英的流失和农村人力资源再造的现实冲突,坚持乡村文化精英培育的可持续性,急需理顺若干问题,在政策和技术层面先行先试,鼓励乡村能人返乡并创造良好的系统综合环境,并挖掘乡村文化精英资源,打造文化扶贫产业,全方位提升民生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