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视阈下碳税并入环境保护税的制度证成与立法安排——以《环境保护税法》修改为依归

“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环境问题、坚持绿色发展的重要决策。“双碳”政策工具尚不完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局部调节乏力,且规制碳排放的财税制度缺位等多种问题叠加,为“双碳”政策优化留久巨大空间和潜力。碳税制度的生成既能协助应对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威胁,又可完善我国税收政策体系,还能与碳排放权交易协同配合,最终有效回应新时代新征程以财税政策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要求。要想构建符合法理并兼顾社会实际的碳税制度,则需立足于政策指向、社会可接受性及立法成本的三维因素,以“单独式”“并入式”以及“综合式”立法路径进行可比分析,进而考察碳税制度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及消费税之适配性,以碳税并入环境保护税为最优解。据此,可以相机修改《环境保护税法》,以温室气体为新增独立税目,并构造过渡性的税率与计税依据方案,明确纳税主体的阶段性排除与税收优惠的谨慎适用,同时对附表条款进行相应更改。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修复的法律规制转型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启动法律规制体系的气候变化应对转型。流域是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系统,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目前流域生态修复形成基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修复与个体担责的司法修复两条进路,但受还原主义规制逻辑影响,流域生态修复法律规制体系不仅与流域整体性特征冲突,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也相互割裂,且司法修复有倒置成为主导的趋势,忽略了行政机关的核心修复职责。为契合“双碳”目标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要求,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定位,流域生态修复需要从立法目的、规划目标、修复标准以及规制逻辑等方面转型,激活流域气候变化调节功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未来应通过行政主导、司法补足的地位分配实现流域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衔接,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调适,并协调生态修复与发展权的关系,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打造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中国碳金融监管法律规制的对比分析与优化路径：以“双碳”目标为视角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日益推进,碳金融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其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发展时间较短,缺乏对监管理念、监管主体以及碳排放权等基本法律理论的深入研究,法律制度尚存在完善空间。因此,在明确界定碳金融监管理论问题的基础上,优化监管法律制度和监管模式很有必要。本文首先对“双碳”目标下的碳金融进行法律溯源分析,阐述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和监管模式。其次,本文对比分析了欧盟和国内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寻找对我国碳金融监管有益的法律制度经验。最后,本文通过全面剖析目前我国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困境,结合我国碳市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提出了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本研究有助于明确碳排放权法律属性及碳金融内涵界定问题,并为完善我国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可行的参考建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热点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作为气候治理的行动派,我国正在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利用共词分析法聚焦我国近三年来出台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政策目标热点和政策手段热点。结果表明：我国现有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目标明确、手段多样;其中,碳达峰碳中和是核心目标,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抓手,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总体而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1+N”政策体系已经建立但仍需逐步完善,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定领域。     

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税收政策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我国推进“双碳”目标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既能用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全社会参加低碳行动,又能推动高碳排放主体变化,化解低碳发展难题,从而成功实现各自的双碳目标。但我国现行税收体系在推进碳减排中仍存在税收政策激励性不够、推动作用有限、约束力不强等问题。为了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国应在借鉴国际碳税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碳定价机制、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充分释放绿色效应,推动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双碳”目标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SD模型与模拟

高质量碳排放已成为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将碳排放和碳吸收作为主控要素嵌入系统动力学(SD)模型,构建基于“双碳”目标约束的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SD模型,运用2019年数据和系统参数,模拟预测在基准情景和高质量发展情景下,2030年和2060年的城市群碳达峰、碳中和情况。结果表明:真实性检验证明模型模拟效果良好,具有可操作性;在基准情景下,“双碳”目标难以实现,碳排放系统濒临崩溃,但在高质量发展情景下,除中部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均能在“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年限内实现“双碳”目标;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想真正实现“双碳”目标,要明确低碳技术是重要手段,工业转型是关键,同时要实现能源和产业结构系统性变革,促进绿色经济能源使用。     

碳交易市场支持“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碳市场流动性不足、碳价格发现功能有待加强、碳市场制度体系亟待完善、碳市场金融化程度较低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减排效应。对此,提出碳市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路径,主要包括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建立灵活的碳定价机制、健全碳市场相关制度体系建设以及推动碳金融建设发展。     

基于碳普惠探索的减碳权益属性研究

碳普惠制是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推动个体减排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创新制度。在该视阈下减碳权益属性的认定是突破碳普惠制发展瓶颈,科学研究碳普惠制原理及未来框架机制配置等法律问题的关键。打破“非公即私”思维定式,通过碳排放权与减碳权益关系的厘清,基于权益的产生、价值和实践基础将减碳权益认定为以私权为主兼具公法属性的“数据财产权益”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现实性和正当性。基于此,应从构建“互联网+碳普惠”数据平台,推动碳普惠数字化应用,探索跨区域、跨平台、实现链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路径模式,推进顶层设计和关注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等层面发展碳普惠制。     

“双碳”战略约束下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导向、风险识别与策略因应探析

碳排放、碳足迹对气候变化产生深远影响,对维护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加剧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侵蚀着中国粮食安全的薄弱根基,恶化了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环境。粮食安全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健康福祉,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安全引发中国高度关注。回溯历史,中国在实现粮食自主、保障供应、满足需求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展望未来,中国需对粮食安全领域的潜在风险进行前瞻性风险识别。就“双碳”背景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而论,回应碳排放、碳足迹所诱发的气候变化,实现维护粮食安全和践行“双碳”承诺的并行不悖,是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而深远的课题。尽管气候变化对中国部分地区改良农业生产条件、扩大粮食种植范围、提高粮食作物产量是有利的,但总体而论,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在全球气候骤变的大背景下,中国极端气候产生的人为因素愈发凸显,动摇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在“双碳”目标已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背景下,实现同粮食安全战略“共赢”是因应全球百年大变局和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必然抉择。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研究

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碳金融是低碳经济中的一个关键,发展低碳经济必然离不开对碳金融的研究,但在我国关于金融如何支持碳经济却是薄弱环节。低碳经济正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分析低碳经济发展及碳金融交易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我国低碳经济及碳金融的建议。     

区域碳源碳汇差量估算的云模型研究

引入云模型和云理论,通过对相关区域碳源碳汇数据的收集与测算,尝试提出一种评估区域碳源汇差量问题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其重点是区域碳循环的结构分析与评估框架和方法,以为区域碳减排与碳增汇措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及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技术支持。     

碳责任与碳实力: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中国碳外交

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国际谈判和外交磋商的热点议题。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国际秩序表现为实力政治与责任政治之间的相对均衡,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中国碳外交面临着如何平衡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履行减排承诺的巨大压力。保持"可承诺的减排量"与"可承担的碳成本"之间的均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积极加强与各国在经济、技术等领域内的合作,是中国履行减排承诺、增强碳实力的立足点。     

"双碳"目标下低碳消费的作用机制和推进政策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涉及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系统工程.围绕公众衣、食、住、行、用等生活领域,探究低碳消费的作用机制.低碳消费通过"直接减碳机制"或倒逼低碳生产的"间接减碳机制"助力碳达峰尽早实现,通过将人工与自然手段相结合的"保护机制"推动碳中和进程.基于需求效用论、外部性理论、消费行为论可知,低碳消费是多重心理动机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影响,既需要硬性规制约束,又需要软性政策引导,消除低碳消费认知偏差,解决低碳消费外部性问题.梳理中国自"十一五"时期以来的低碳消费政策历程,并针对公众参与度较低、低碳消费市场不完善等困境,提出"十四五"期间应从参与主体、产品规范、市场培育、宣传教育、消费场景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低碳消费的推进政策.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选择,事关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效果与经济发展全局,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应当采取"三三立法策略"。即在立法的总体布局上,分为三个组分,每个组分再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专项法律的制定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先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定";第二步再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其次,在国家立法的横向层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专项法律;二是修改或制定推进低碳绿色发展的相关法律;三是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再次,在立法的纵向层级上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制定或修订全国人大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立法和相关立法;第二级是制定国务院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行政法规;第三级是制定地方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地方性法规。此外,还要制定相关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碳足迹解析

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其实质就是碳足迹日益增大所致,通过介绍碳足迹概念、类型、标准和计算方法,提出减少碳足迹的措施,旨在让公众了解碳足迹,倡导低碳生活,加强节能减碳的环境意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碳税改革的低碳发展效应

中国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以及能源安全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而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这些挑战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引入碳税、碳排放、碳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对经典RBC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模拟分析碳税改革的低碳发展效应。结果显示:从长期效应看,增加碳税收入同时减少资本税和工资税扭曲效应的碳税改革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和降低碳存量,并促使企业提高减排的积极性;从短期效应看,碳税改革不仅能够带来碳排放和碳存量的减少,而且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对产出形成正向影响。由此看来,选择合适碳税改革路径以及恰当运用碳税工具将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     

碳税政策下政府碳监管对物流企业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

政府作为碳监管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物流企业作为碳监管政策的遵守者,两者存在博弈关系.为提高物流企业的碳减排效率,基于政府对物流企业征收碳税的视角,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碳监管与物流企业碳减排的行为博弈模型,分析博弈主体双方的演化规律和稳定策略,并通过数值仿真方法研究政府与物流企业的行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提高碳税率和罚款、降低碳监管成本、完善多样化的激励机制,提高碳监管的初始力度等都有助于提高物流企业的碳减排效率,减少物流活动的碳排放量.     

论碳捕获与封存及其国际法律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的初步思路,但没有明确规定CCS是否可视为缔约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CCS技术对传统国际法的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新的问题。应当对《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部分条款作宽泛解释或加以修改,同时在各国协商的基础之上,将碳捕获与封存的有关法律问题纳入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中。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排放权的权利构造与应然理路

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将碳排放权定义为分配给控排主体在规定期间的碳排放额度。针对碳排放权的属性界定问题,学界的准物权说、用益物权说、规制权说均难以很好地解释实践。碳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存在形式是数据,所产生的货币价值决定了其具有新型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在权利理论体系中,应当将碳排放权界定为“数据产权”,明确其作为数据财产在交易过程中的收益,厘清“碳排放权”与“碳配额”之间的关系,实现碳排放权作为“数据产权”承载交易主体的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满足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