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进而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抉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异质性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村庄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乡村振兴的分类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3个典型案例加以剖析。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村庄分类与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作用机理并非线性。基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可将村庄分为资源禀赋优势型、资源禀赋平庸型和资源禀赋劣势型,且不同类型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及其振兴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需制定分类治理的靶向振兴计划,厘清不同资源禀赋村庄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期实现乡村的分类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乡村发展已不再以满足温饱为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方向。当前，乡村治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通过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并对当前乡村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提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思路，对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在乡村地区治理导向不断强化和发展自主权相对弱化的普遍趋势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治理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事实上,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另外,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程度不仅与基层组织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演变的阶段性;还与区域差异、地方差异以及村庄的类型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的地方性。因此,要协调好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在认识到治理与发展不协调关系的普遍性、阶段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理清乡村振兴中治理和发展关系再协调的基本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基于杜集镇L村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愈发重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教育环境,从而推行了以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为主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方针。如今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干部的首要任务,国家干部要加强对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的研究,真正落实乡村振兴政策。要整改治理方式,改变治理观念,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在建设时出现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文分析了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为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

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中以脆弱性风险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指导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塑造乡村韧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地区韧性治理框架,并基于此对陕西省"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探讨。研究指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当提升乡村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综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塑造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激活社区公共精神,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有效的基层治理,只有坚持建立健全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以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测度和评价乡村治理的绩效成为重要理论问题。依托中央有关乡村振兴的若干重要文件精神,从定量角度出发,引入管理学中“绩效”的概念,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治理的定量绩效评价体系,为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估提供支撑。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山区乡村产业振兴与有效治理模式和路径优化——基于皖南山区乡村实践研究

乡村产业振兴对乡村治理起决定性作用,而乡村治理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基础。由此,立足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分析乡村治理的发展模式,探析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对于乡村产业的发展和乡村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产业振兴为着手点,通过对皖南山区乡村的治理实践模式研究,探索山区乡村有效治理的模式构建和路径优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 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 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以当代浙北乡村为例

全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支持浙江率先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未来的乡村振兴与治理工作不仅要继续推进和巩固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层面的均衡和富裕水平，也要更多关注和提升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和治理水平。从“经济”转向“文化”并聚焦“道德”视角，成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点方向。浙北(海宁)农村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名人、儒家文化遗产、地方人文精神等，推动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亲情孝道、崇德尚贤等与儒家伦理紧密相关的传统礼俗文化的吸收转化、宣传教育和推广应用工作，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从政策层面看，儒家伦理既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现代道德建设与治理框架中寻求自身的现实意义与内涵转化，也要积极融入地方社会的礼俗传统和乡村治理的日常实践，而“新乡贤”在基层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发挥的道德示范与社会整合作用对此颇为重要。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治理性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性自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在基层亟需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治理性自组织成为不少村庄的发展重点。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协同治理理论,重点剖析了一个治理性自组织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及其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来阐述该类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表明,治理性自组织的社会基础包括组织条件对应的村庄精英动员,内容条件对应的治理事务与治理结构契合,以及制度条件对应的村规民约落实与内部规则确立三个部分。治理性自组织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不断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治理有效。     

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