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棅"声律纯完"说辨析

高楝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他以此来衡量、筛选唐诗,排除绮靡之音和奇崛之调,讲究圆融浑然的声调之美,从而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     

元代诗坛"宗唐"的理论倾向

元人"宗唐"的理论,大致可分为唐诗风雅论、江西诗派唐诗观之余响、宗唐复古论、唐宋因革论、学唐创新论等五个方面.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杨士弘的<唐音>是元代两部研究唐诗的重要著作.出于对"唐音"的追摹,关于诗法的探讨一时也蔚然成风.众多的观点,众多的诗学著作,汇成了整个元代诗坛"宗唐"的洪流.     

高棅《唐诗品汇》述评

高棅是明初洪武时期的闽籍作家,是“闽中十子”之一。《唐诗品汇》,顾名思义,不啻汇粹唐诗精华,比起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元好问撰、郝天挺注《唐涛鼓吹》、杨士宏《唐音》,在体例和标准上,更趋完整和成熟,而且在品评唐诗,建立唐诗学的理论框架上,更显出理论的系统化和独特性来。这本书,开了明代诗必盛唐,前后七子格调说的先声,实是力矫南宋至金、元重视诗律、诗法、句法等变化的偏窄研究狭路,为恢复古道古风鸣锣开道。《唐诗品汇》在明代乃至清     

求唐诗“神韵”以“肌理”——王士祯、翁方纲唐诗接受思想合论

与明代诗坛完全为宗唐风气所笼罩不同,清人常徘徊于宗唐与学宋之间,纠结于性情兴会与学问根柢合则双美的企盼中。王士祯是唐诗神韵论的倡导者,其早年的"谈艺四言"持兴会神到与学问根柢并重的观点,至晚年编《唐贤三昧集》等系列唐诗选本,则大力标举王、孟诗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清空淡远境界。以王士祯再传弟子自居的翁方纲,由追寻唐诗"三昧"下一转语,将以王、孟那种冲淡空灵的诗之神韵为宗,改为以李、杜雄厚高浑的诗歌神理为本。对学杜的重视,使他由独尊唐诗改为宗唐祧宋,形成了求唐诗神韵以肌理的诗学主张,在强调"诗至性情"的同时,开以学问为诗和以考据入诗的风气。     

谈唐诗中"水"的意蕴

本文对唐诗中"水"的丰富意蕴作了分析和梳理.     

皎然"格高"说刍议

皎然"格高"说是古代诗论"格调"说的重要一家.皎然不以气骨之力为格高,他的倾向清雅高逸闲旷,还包含识度高明的意思.这种"格高"说和王昌龄<诗格>以意阔心远,气骨天纵为格高明显不同.皎然这种思想倾向对一些诗家的评价可能多少带有一点家族观念.可能还受到吴中地域文化的影响,但是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士风和诗风的变化,有的可能带有某种理想化的成份.     

"上官体"考辨二题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以"绮错婉媚"为特征的"上官体"虽曾"贵显"一时且衣被后代,对初唐宫廷诗风的流变乃至唐诗史的演进影响深远,然而从当代起即受到了众多的误解与责难.因此,广泛地勾稽索引,刮垢磨光,理清上官仪的生平履历,以见"上官体"生成的真实面貌;深入地辩证考订,拂尘去埃,重现以"绮错婉媚"为特征的"新变"诗风所体现的诗歌艺术演进内在趋势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高(木秉)《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木秉)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高棅《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棅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吏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评王力的"羹、汤"说

王力先生强调上古的"羹"只指带汁的肉,并据唐诗一个"羹汤"例,定唐代"羹"变为菜汤义,"汤"产生菜汤义.今古汉语、辞书学界都据王力此"羹、汤"说立言.但王说之训释方法与结论皆误.考察羹的物性可知,"羹"从上古起就指调味的浓汤或加米面调和的薄糊状一类主菜,它始终没有变成菜汤义,只是到元代浓汤类羹归称"汤".唐代偶见、宋代多见的"羹汤",实指汤制的羹,"汤"仍指热水;以后的"羹汤"也只指羹.至于"汤",由热水引申为药汤,然后保健汤,再到元代产生菜汤义,但所指多是浓汤,到明清时期"汤"成为菜汤通称,并开始代替羹,上升为主要的一类菜肴.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