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交游考略(续)

十七、王僧达 王僧达(423—458),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文帝以其早慧,妻以临川王义庆女。 见《宋书》本传。按明远为临川王义庆国臣,僧达为义庆女夫,是二人得以文义相交而颇多赠答之辞。 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423)生。 《宋书》本传:“于狱赐死,时年三十六。”同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八     

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

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李之亮颜延之，字延年，南朝宋著名文学家。《宋书·颜延之传》称他“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言并非虚褒。昭明太子编《文选》，收颜延之《赭白马赋》赋一首、《应诏曲水宴诗》等...     

刘勰生平新考

《梁书·刘勰传》:“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晋书·地理志下》以东莞郡置于太康元年,《宋书·州郡志一》则谓:“晋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据《晋书·宣五王传》:“武帝践阼,封(司马(亻由))东莞郡王,邑万六百户。始置二卿,特诏诸王自选令长。”②当以《宋书》所说为是。莒,今山东莒县,原为春秋时莒子国,汉置县。     

五丈原诸葛亮庙溯源

1、关于五丈原诸葛亮庙建立时间最早见于清乾隆四十九年《一统志》:“祁(岐)山县五丈原有诸葛亮武候庙,元时建。”诸葛庙建于元代的说法从此开始。五丈原诸葛亮庙建于元代何时?光绪十年(1884)《岐山县志·艺文志》中收有嘉庆四旧年(1799)岐山知县杜堮写的《重修五丈原武侯祠记》中说:“自元至元初(1264年起始)建。”道光九年(1829)凤翔知府程楙采写的《增修五丈原武候祠记》中说:“(建)     

扬州白塔寺与唐日佛教交流

跟随鉴真赴日的唐僧法进为扬州白塔寺僧。日僧圆仁、成寻的来华日记均载有法进与白塔寺。扬州白塔寺建于陈太建三年（571）之前,在宋熙宁五年（1072）还名存于世。其位于白塔河沿岸,为通往扬州城内的重要场所。白塔寺僧玄湜书写、校勘《肇论疏》,或受日本留学僧荣睿的委托。荣睿邀请鉴真,当与扬州白塔寺的玄湜、法进有关。     

"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

陶渊明是否愤宋?历来争议不休.《宋书》说陶渊明"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以表示对宋的不满,此说历遭后人反驳.然而,驳倒了"甲子年号"说也并不等于驳倒了"愤宋说".本文在了解西汉扬雄对陶渊明影响的基础上,搜寻《五柳先生传》及"无弦琴"的来历,发现两者均不免要归结到"愤宋"这一问题上去,且有其特定和具体的内容.     

沈约《宋书》述评

沈约出身于江东高级门阀士族,博通群籍,历仕宋、齐、梁三朝,封候拜相,文才横溢,深谙当时典章制度,为他撰写《宋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宋书》代表了沈约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虽然继承了何承天、山谦之、孙冲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对刘宋历史研究的成果,但多有创新。《宋书》根据时代特点,为门阀士族立的传几乎占“列传”的一半,创设了《思（?）》、《孝义》、《索虏》、《芮芮》、《（般木）（般木）》、《鲜卑吐谷浑》、《氐胡》、《蛮夷》等传,全面地反映了刘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情况。《宋书》的八志提供了刘宋时期天文历法、礼乐制度、官吏制度、自然地理、物产气候和州郡设置的重要资料。《宋书》是研究有宋一代门阀政治变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国际交往和典章制度的珍贵资料。     

沈约《宋书》定稿时间考辨

沈约《宋书》的定稿时间,目前多认为是在南朝齐萧鸾称帝（公元494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502年）以后。借助于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相关考察,可以认为《宋书》的定稿时间应当早在永明六年,即公元488年。     

沈约籍贯考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人,活动于南朝宋、齐、梁间,著有《晋书》一百二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梁纪》十四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四声谱》等,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已散佚,传世明刻本《沈隐侯集》十六卷,《沈休文集》四卷,辑沈约诗文四百余篇,《四库全书》均未著录,不失为研究沈约之重要资料,但系后人辑录,非原集面貌;现存比较完整的只有《宋书》一百卷(亦有缺佚),为史家所重视,明万历间刻印的南监本二十一史、北监本二十一史,崇祯间毛晋汲古阁刻印的十七史,清乾隆间武英殿刻印的二十四史,都包括《宋书》在内,近年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组重新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流传则日渐广泛.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集记载

在前四史的记载中 ,史臣对文人作品的注意并不多。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有关文人别集的记载呈现出由浅到深、由少到多、日趋具体的变化过程 ,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促进了文集的辑结和流传。正史中《文学传》的设立有机地改变了史学的体例和结构 ,其中史臣对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有一个从史学向文学的明显转变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朱熹穷“理”三清山——兼论《读书有感》诗的哲理内涵

南宋淳熙三年(1176),朱熹登游怀玉山脉主峰三清山后而作的《读书有感》诗,不仅是宋代哲理诗的名篇,而且是朱熹“穷理致知”治学的一个明证。这首诗写成于儒道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后一年,表明朱熹的理学思想从此而飞跃飚升,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从《读书有感》诗的写成年代、朱熹穷“理”三清山的史实和朱熹理学思想飞跃的契机动因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揭示朱熹“格物穷理”哲学思想核心的确立与完善的“顿进”过程。     

朱敦儒诗词中的休闲美学

朱敦儒是南宋著名词人,从其诗词可以看出:他高度重视休闲的自由之价值,"出红尘"、"胸中无事"、"会良朋、逢美景"的休闲伦理观,展现了对人格美的推崇;他的人格美形态可提炼为"闲旷",并通过旅行、游猎,赏花、种植,弹琴、垂钓,饮食、睡眠等休闲活动选择审美方式,达到了高雅而非高蹈,通俗而不庸俗的美学境界。     

谢灵运与"涅槃圣"竺道生

晋宋之际,名士谢灵运是文学家,又是佛学家,堪称"元嘉之雄";名僧竺道生精研佛教义理,孤明先发,盛称"涅槃圣".但两位精英的交往情况到底如何,真可谓迷雾难拨,汤用彤先生说"谢康乐与道生交谊如何,今不可知."今依据有限的材料推测,认为谢灵运与竺道生的交往地应有庐山、建康等地,而交往时间可能有三十余年.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南昌城非汉高祖六年灌婴或陈婴所筑

汉高祖六年灌婴筑南昌城的说法,已流传了1500多年。南宋学者赵与时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筑南昌城者不是灌婴,而是陈婴。最近又有人提出,筑南昌城者是汉初的罗珠。其实,汉高祖六年灌婴与陈婴都未到过南昌,不可能主持筑城。汉初,罗珠曾任九江郡守,有可能被派往南昌筑城,但目前论据不足,尚须进一步研究。     

朱熹《晦庵词》考论

＂理学能词者：朱熹《晦庵词》,无论矣。＂基于朱熹的词学成就,主要探析《晦庵词》的篇数,＂无意不可入＂的主旨内容,＂豪宕清婉,各极其趣＂的审美风格,以及＂晦翁体＂的提出等,以期全面认识朱熹词在南宋词坛的地位和价值。     

高翥《清明日对酒》诗新解

从古今《千家诗》选本对南宋诗人高翥《清明日对酒》一诗的不同态度出发 ,重新诠释了该诗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结合宋代的社会实际状况 ,将诗人描绘的社会现象放到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同时也抉发了蕴藏在诗句中的诗人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理学观念的反思和批判 ,并对该诗的思想价值做了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