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编纂的一些思考

在西方史学界，世界史编纂已有悠久的传统，但在这一传统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西方中心论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主线，以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对其历史和文化造成遮蔽和误读。全球史家尽管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仍未做到彻底的“去中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编纂同样存在着西方中心论倾向。要克服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对本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世界历史的“中国维度”。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     

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研究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如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在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实践中尝试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上述学者对人类历史整体及阶段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科学,对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完全摆脱其束缚。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发展动力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傅满洲——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巅峰

以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研究方法,对傅满洲的形象以及该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傅满洲这一形象沉淀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表述中国的历史话语,又契合了20世纪初“黄祸论”的现实语境,映射出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话语和文化霸权。     

中国文化海外观

中国拥有令西方人钦佩的古代文明,西方人把中国与西方对“帝国”的不同概念相混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敬畏,甚至畏惧,但事实上中国向来不具有侵略性。明清期间,西方社会的发展与中国文明的相对滞后使中国文化在外国人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对自身文化与文明进行了批判。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但值得中国注意的是,实现国家富强必须与发展民族文化并重。     

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约50年间,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了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正悄然经历着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理论观念的更新与文献积累的深厚,是促使中国文学研究从“西方化”到“中国化”转变的根本保证。     

中国现代化的范式转换

中国自1840年以来，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是在效仿西方的文明，虽然屡遭失败，仍不屈不挠地探索、追求。直到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才逐渐发现西方文明的模式不适合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人逐渐完成了由西方文明范式到非西化的苏俄范式的转换。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从“中国中心主义”到“世界公民”：—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世界观的历史变迁

变革传统儒学“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世界观是中国现代化首要的基本的历史课题。但从“中体西用”到“西方中心主义”，再到建国后借助社会主义优越性重新膨胀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历程表明，中国人重建新文化世界观的努力失败了。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根据对时代与中国的全新认识，提出了“世界公民”的重要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崭新的文化世界观基础。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世界观的历史变迁，人们不难认识到邓小平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一历史真理。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渊源

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渊源。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最早起源于 16世纪的英国 ,后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逐步建立与完善起来。而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前工业文明社会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保障制度类型 ,它的历史渊源 ,一是原始社会部落共同体互助相恤习俗 ,二是古代国家“敬德保民”政治理念。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 ,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由古代国家主导 ,在不断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     

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与当代困境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发生发展既受制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又受制于其自身包含的现代性困境,还受制于西方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建构一种适合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中国美学”变得十分困难。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王国维和鲁迅对其进行审美“主体性”的现代奠基以来,一直影响着后世100多年中国美学的发展。王国维和鲁迅对于传统美学的复杂的“批判”态度,虽在西方美学确立话语霸权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被推为座上宾的情况下得到缓解,却在后现代美学“反现代”、“反传统”的强势入侵下再一次得到张扬。鉴于此,今日中国美学的建设在方向上就不可能还是一种单一的“反传统”或“回归传统”,而要考虑诸多制约因素。     

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

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20世纪中国装饰艺术简论

20世纪中国装饰艺术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装饰艺术出现不同于传统的面貌 ,西方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传入影响了 2 0世纪中国装饰艺术的发展。在经历了“西化”和“民族化”曲折历程以后 ,中国装饰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回顾 2 0世纪中国装饰艺术的历史 ,认真吸取经验和教训 ,为新世纪中国装饰艺术的发展 ,为创建中国现化装饰艺术学派而努力。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     

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

中国语言学有3000多年的历史,富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然而,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在西方外来强权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固有文化体系面临解体,学术研究深受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中国传统学术从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研究范式发生转型。与此相应,中国传统语言学也随之转型为现代语言学。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形式描写、结构分析、历史比较等方面突飞猛进,成果丰硕,终于跟上了世界学术研究的脚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百年美学:现代与中国传统

中国学人于２０世纪开始从事美学学科的研究与体系建构之时,其处境是十分特别的,一方面面临外来知识的本土化,必须在中国与西方这一充满紧张关系的两极之间做出抉择;另一方面又同时面临传统与现代（由于有了西方“他者”的维度与新视野、新观念的植入而有了新的内涵）之争的紧张关系,也必须做出抉择。因此,中国２０世纪美学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两组既构成内在矛盾又形成外在冲突的知识背景、张力作用下展开其美学思考与理论建构的。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