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的困难与对策

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正以超人想象的速度消逝于人们的视野。截止目前，湖北共有43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村落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然而，由于人为和自然力造成的损失普遍存在，湖北传统村落的发展现状并不容乐观，存在着保护与开发的两难困境。     

试论中国公共危机预警系统的构建

近几年中国各地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提升迫在眉睫。“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危机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公共危机预警系统还不够完善。本文结合现实情况和已有案例，提出了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危机预警系统的建议。     

中国整治庸官懒政

为了提高治理效益，提升民众满意度与幸福感，中国一些省市雷厉风行地展开“治庸”、“治懒”的行动。各地对“庸官懒政”摆出杀气腾腾的高压姿态，一时抢去不少媒体与社会目光。中国舆论抨击地方官，负面形容词多而生动，     

关于“中国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的思考

打开现行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骕历史骕必修二》翻到第30页，会看到这样一段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输华货物总值显著增加。由于输入的洋货多为机器制成品，物美价廉，竞争力强，不少中国土货滞销，如东南沿海一带盛产的土布、土纱的销售因此而陷入困境。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根据这段描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可是，也就在同页的“课前提示”中，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描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出现变动，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据此，我们好像又可以得出结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于鸦片战争之后。很明显，课本的描述似乎有前后矛盾之嫌。那么，中国自然经济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解体的呢？     

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做到“接天立地”

<正>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各地各单位克服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创新活力、突破事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抉择和最大动力源泉。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预期     

辽宁因雾霾罚8市5420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去年5月以来到今年10月末，辽宁省对空气质量超标的8个城市进行了处罚，罚缴总计5420万元，由省财政厅直接从下级城市财政资金中扣缴。罚缴资金将用于蓝天工程治理，相比总额，罚来的钱还是小数目，但它可以推动各地把大气污染治理摆上日程，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从暴力到和平——专访共运史学家高放

<正>从两个中心到各自为政《南风窗》:在国际共运史上,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和苏联曾经是两个中心,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的?高放:这应该说是1949年底毛泽东和斯大林莫斯科会谈达成的默契。现在回头看,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周     

浅谈开埠对烟台的影响

烟台开埠在我国近代对外开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当时中国北方3个对外开放口岸之一，在1898年前是山东省惟一的对外开放口岸。1861年烟台的开埠及中国其他口岸的开放加速了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濒临解体。但港口的对外开放，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沿海和沿江港口城市的发展，并促进了民族资本企业和新式航运的发展。     

20个乡村的行走记录

[写在前面] 邹平、南泥湾、西铺、七里营、大寨、小岗、大邱庄、南街、华西、顺德，这十个标志性村落，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可以说，都有资格入选中国乡村社会史的全明星阵容。     

乡镇政府、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逻辑与进路

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解体,乡镇政府常因对基层社会的脱嵌而陷入弱治理境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乡镇政府在治理资源匮乏情境下实现有效治理的一种治理机制: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基层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完成向基层党组织、社群组织借力;通过党的政治性和组织有效性确保上级政策的贯彻;通过区域化、网格化、枢纽型基层党建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嵌入;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化,各个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并有效配合,以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保障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合肥市治理酒后驾车中的问题与对策

最近几年酒后驾车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各地政府部门也都纷纷加强了对酒后驾车的治理。这其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让人喜悦的成绩，但是在治理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目前对酒后驾车的危害及如何治理酒后驾车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在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研究还涉及的比较少。本文就合肥市在治理酒后驾车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对策和建议。     

国家中心城市看过来——2012领先城市考察报告

进入年中，各地方党政代表团外出学习考察提上日程。为帮助各地更有针对性地遴选学习考察对象，准确定位学习考察点，科学安排学习考察日程，IUD中国政务景气监测中心推出了“2012领先城市考察报告”。本报告归纳了“产业集群、产业转型升级、园区开发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新能源开发、战略新兴产业、城乡发展统筹、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文化建设、旅游产业、城市建设与城区改造、金融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服务”等13个领域16个城市的240个有代表性的考察点，希望可以为各地学典型、找差距、谋合作、促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集体主义理念与低成本扩张困境——解读中国“第一村”

密集的首先和纪律控制，集体主义信念的强化培育以及低收入加社会福利分配制度，为中国“第一村”开辟了一条以低成本发展模式通向小康的道路，但随着村落经济规模的扩张，低成本发展的道路就会面临双重的困境；要么提高货币工资，要么大幅度增加福利，前者直接削弱了低成本发展的竞争力，后者则严重影响了村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路与反思

乡村治理一直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主要基于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学术会议三个层面对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对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概况进行理论展开,从研究成果、研究现状、路径选择三个方面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反思与展望。研究认为,在未来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不仅要注重研究乡村治理的实践层面,还要进行真正的乡村治理学理层面的剖析,同时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此来推动整个乡村治理研究的全面深化与拓展,促进理论研究的繁荣。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2013年中国领先城市考察报告（上）

今年两会以来，各地党政代表团外出学习考察频繁。作为本监测中心一个传统监测项目，2013领先城市考察报告归纳了“产业转型升级、园区开发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战略新兴产业、统筹城乡发展、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文化建设、城市建设与城区改造、金融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服务”等10个领域20个城市的150多个有代表性的考察点，为各地学典型、找差距、谋合作、促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网络治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新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策网络研究与治理理论相结合，产生了网络治理流派。本文以现有中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入手，通过对网络治理的内涵和特征进行描述，进而研究了社区网络治理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分析，以及当前实施社区网络治理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最后得出在我国实施社区网络治理应该分阶段进行的结论。     

日本公司治理:变革与启示

本文阐述了近年来日本由公司治理问题而引致的公司法修改问题，之后对日本公司的治理进行了论证，最后就日本公司治理变革的经验教训对中国企业法人化改革和公司治理问题的借鉴和启示做了必要分析。     

村落社会派系化背景下派系精英之于村庄治理的效用——基于精英民主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村落社会派系化背景下,派系精英之于村庄治理具有独特功效。主要表现为:派系精英是村级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关节点,派系精英是实现乡镇与村对接的一个重要环节,派系精英主导村庄政治及其民主化进程。精英民主理论对当前派系精英介入下的村庄治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对今后进一步推进村庄治理具有启示意义,即加强选举制度的建设,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精英流转机制;加强村级事务运作的制度化建设;推进村庄治理中的分权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