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原湘性情诗论述略

孙原湘性情诗论主要包括2个方面:主张诗歌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追求真我的展现,这与袁枚较为相通;其性情论又不脱儒家伦理道德之囿,这一点与蒋士铨更为接近。孙原湘之实际创作与其理论主张是基本相吻合的,只是其理论上虽处于袁枚与蒋士铨之间,实际创作则偏向于袁枚一方。其诗展现更多的是诗人一己之情, 多有性灵之风。在伦理道德内容上,其诗所表现出的并没有诗论所强调的那么重,而是较为开通。     

论叶燮对清代中期性灵诗说的启迪

叶燮与袁枚分别是清代前、中期杰出的诗论家和诗人。叶燮《原诗》以其精湛的理论体系对诗坛流弊作了高屋建瓴的针砭,袁枚以其杰出的诗论和创作领导了席卷清代中叶的性灵诗学思潮。本文从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反对优劣唐宋与门户之见,"性情"与"面目"的主张,从"匠心"到"灵机"的发展,思想根基的正统性等方面,梳理袁枚对叶燮反复古主义诗论体系的接受、融通与发展,从而彰显叶燮于清代中叶性灵诗说的启迪之功。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天籁自鸣天趣足--张问陶"趣"内涵初探

张问陶是清中叶继袁枚之后性灵派重要诗人.后人探讨其性灵诗论多从性情、天性、血性入手,而忽略"性灵说"另一要素"趣".本文从创作主体之真趣、创作过程之灵趣、创作客体之逸趣三方面揭示张问陶"趣"的内涵.     

张问陶性灵诗论兼与袁枚、赵翼性灵说之比较

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张问陶,是继袁枚、赵翼之后的性灵派的集大成者。张问陶论诗与创作皆主性灵,求创新,要求"诗中有我"。他的性灵诗论一方面与袁枚、赵翼性灵说相通,一方面又合而不流。张问陶在注重情感和灵性的同时,继之以社会阅历和实践,还公开标举"风雅"精神,这无疑是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发展了性灵说。     

“盖天盖地”与“蕴藉风流”——浅析袁宏道与袁枚“性灵”之不同

提及“性灵”说,人们会立刻联想到袁宏道与袁枚二人,并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以为他们写诗论诗专主性灵,求新奇活转,逸趣生动。诚然,由明末公安诗派至清中叶袁枚等性灵诗人,其诗说自有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在明清不同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二人各自生成迥异的气质、个性、思维、观念,其“性灵”之说也各有面目。本文试从明清时代背景,学术思潮等方面入手,论述二袁“性灵”之不同     

张问陶晚年诗学思想透视——解读《题屠琴论诗图十首》

张问陶晚年更执著地坚持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情显现 ;提倡以性情论诗 ,又以禅喻诗 ,从美学高度论诗 ;反对模唐规宋 ,又提倡“转益多师”,向古人学习 ;反对以笺注、考据入诗 ,又反对雕文镂彩 ,强调写真景、传真情、达真意、得真趣 ;崇尚“天才”,又看重创作主体的修、养、炼 ;突出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灵感的重要性 ,又坚持必须有坚实的生活基础的观点。随阅历之丰富和识见之高远 ,张诗由抒写个人抱负转为表现南北山川之美、羁旅飘泊之感和怀乡念亲、悯民忧国之情。张的诗论和袁枚同属性灵一派 ,诗作却独树一帜 ,有别于和超过袁枚之处。     

张问陶晚年诗学思想透视——解读《题屠琴Liao论诗图十首》

张问陶晚年更执著地坚持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情显现;提倡以性情论诗,又以禅喻诗,从美学高度论诗;反对模唐规宋,又提倡"转益多师",向古人学习;反对以笺注、考据入诗,又反对雕文镂彩,强调写真景、传真情、达真意、得真趣;崇尚"天才",又看重创作主体的修、养、炼;突出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灵感的重要性,又坚持必须有坚实的生活基础的观点.随阅历之丰富和识见之高远,张诗由抒写个人抱负转为表现南北山川之美、羁旅飘泊之感和怀乡念亲、悯民忧国之情.张的诗论和袁枚同属性灵一派,诗作却独树一帜,有别于和超过袁枚之处.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浅谈袁枚的诗才论

袁枚是名列乾嘉三大家之首,为性灵派之领袖。袁枚论诗,注重“性灵”,也极其强调诗人的天分。本文从袁枚与公安派性灵之分野、袁枚的诗才论、袁枚论诗才中的灵感、才与学、识的关系等方面剖析袁枚的诗才论,从另一个侧面探讨性灵说。     

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的诗学观

在宋代诗歌批评史上,北宋诗歌评论家张表臣的诗学观占有一席之地。《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的代表作,他结合多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和事迹,论述了其基本诗学观。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就“诗能穷人”提出异议,认为诗人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穷”或“达”的境遇,而在于诗人内在的创作天赋,即“能诗与不能诗”;张表臣提出,创作应祖述前人,但又必须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在于立意,次则须炼句、炼字;张表臣强调,诗歌的风格追求应以含蓄天成、平夷恬淡为上,反对支离破碎、怪险蹶趋。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还对一些文体、作家、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调动多种艺术 挥洒诗人激情——评埃德加·爱伦·坡《乌鸦》的创作艺术

埃德加·爱伦·坡的《乌鸦》堪称唯美主义诗作之精品 ,其艺术上的精妙绝伦受到世人的公认。在《乌鸦》中 ,坡将批评理论的科学、严谨、深刻与创作实践的独创、激情、灵感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科学的真实与诗歌的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诗歌及音乐所表达的“流动美”与建筑、绘画所表达的“凝固美”有机地结合起来 ,调动声、光、色、味 ,强有力地刺激了读者的大脑、听觉、视觉和嗅觉神经 ,给读者以享受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刘次庄《乐府集》及其题解批评

北宋初、中期的乐府诗批评,以刘次庄的《乐府集》最为著名。刘次庄的《乐府集》与《乐府集序解》为一书二题之合刻,前者收"止于陈、隋人"的古乐府21类428首,后者的"序解"是对428首乐府诗所作的题解。刘次庄于"序解"中,不仅主张乐府诗创作应"得意外之趣"、"不以辞害意"、"不与古人同圈模",并且还以"作是诗"云云,形成了乐府诗题解论评的一种批评范式。"序解"从内容到形式,是北宋初、中期乐府诗批评渐趋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文选》的和诗归类

和诗创作在齐梁时期迎来了第一次高峰，但同时代的《文选》编选者没有为它单独立类，而是将其分别归入3大诗类。这种归类情况是复杂的，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文选》编选者作为早期的文体分类者对和诗特征的看法，以及当时的主流诗界对和诗与赠答诗两种相似诗类是否有过明确的区分，从而对和诗诗体观念的发展源头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用新音，保格律

对于格律诗词的争论，目前有三种观点：放宽格律诗和词的格律，写一种新格律诗；格律诗词是古体诗，现代人也应该用古音来写；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写律诗和填词。新格律诗，降低了律诗和词的格律美，失去了格律诗词的评判标准。现代人写时仍应该用古音会无所适从，使字音失去客观标准，今人只能用今音来读，古人是用其当时的语音来写作的。用古音反而破坏了诗词格律，用今音才能保住诗词格律。     

《蜀道难》中的野性自然在英美世界的接受与变异

《蜀道难》是盛唐诗人李白的代表诗作,在其传入英美世界的过程中,被多位西方译者翻译。然而原诗中蜀道的“野性”特征在多个英译本中并未再现,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鉴于此,文章从比较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了《蜀道难》中的地理意象与动物意象在阿瑟·韦利、艾米·洛威尔等西方学者的七个英译本中的翻译,探究了原诗中自然“野性”特征在英译本中的泛化与弱化,并揭示了这一式微现象所蕴含的东西方异质自然观。力图在发掘《蜀道难》的生态内涵和审美特征的同时,为李白诗歌海外传播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维度和研究范式。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论王安石的寓言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寓言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王安石把寓言直接而广泛地带入议政领域,既拓展了寓言诗的艺术功能,又丰富了议政诗的艺术手段。其艺术方式有三:一是典型的寓言诗,以动物故事寄托政治见解;二是一些“亚寓言诗”,以人事为题材,而不拘泥于寓言的固有模式;三是一些以“寓言”为题的诗,在对某一事物的叙议中寄寓一定的政治事理而故事情节则被淡化。     

在断裂处延伸——“第三代”诗歌对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启示

“第三代”诗歌是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诗歌在89年的断裂使得八、九十年代诗歌创作上有很大差别，本文从“第三代”诗歌入手，以它和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为着眼点，试图在二者的联系中找到诗歌发展至今的一脉相连的内在精神的延续和创作的积累，达到正确审视当代诗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