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边缘化——基于农民工收入与数量等实证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民工数量、农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农民工工资的历年统计数据,建立4个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会使农民工工资增加,农民工工资增加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城乡、工农政策。4个统计模型的结果显示出了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原理相悖的4个问题,且其中3个模型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因果积累循环。通过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总结出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农民群体的地位被边缘化并不断加强的结果。     

直面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外出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辽宁省农民工转移规律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流动和转移关系到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就业管理的诸多问题.基于二元经济转换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根据在昌图县等地的大规模调研数据,对辽宁省农民工转移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到了辽宁省外出农民工转移规律,构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辽宁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模型.运用ARMA模型计量方法,预测出辽宁省未来外出农民工数量将逐年增加,但增速趋于平稳.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武汉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

对武汉市980名城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打工年限、教育状况、和配偶相聚频率等不是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而养育孩子数量、工作收入、是否购买各种保险、是否能及时拿到工资以及城市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收入现状、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

本文利用国家层面宏观和微观数据,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工收入变动情况,探讨了促进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主要思路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2012—2022年我国农民工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其次是经营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分特征组来看,外出务工、东部地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收入水平普遍更高。但农民工仍然存在收入增速放缓、动力不足,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大等问题;分项收入中,存在工资性收入不稳定,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转移性收入城乡差距大等关键问题。本文提出促进农民工增收的主要思路是理清本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与返乡农民工、老年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四组关系,分类施策。今后应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支持就业创业增加非农经营性收入,深化农村改革扩大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转移性收入等优化路径,并注重调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持续稳定增收。     

海西经济区农民工收入实证研究

利用对海西经济区实地调研数据,对影响海西地区农民工收入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显示2009年金融危机不是减少了农民工劳动时间,而是增加了农民工劳动时间;以小时收入为因变量运用OLS方法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小时收入与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年限、拥有专业资格证书等级等呈正相关,与年龄的平方、户口呈负相关;分位数回归分析显示与OLS回归分析基本相同,但高分位数和低分位数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略有不同。     

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探析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问题的焦点是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借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经验,采取"统账结合"的模式,实行"小统筹大账户",根据农民工的现实需要确定保险项目、保障水平、管理方式等,并且要注意与现有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与统一.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工自我雇佣

文章基于2009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选择和自雇收入的影响,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实现的非正规金融支持路径。结果显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创立提供部分启动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并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自雇初始投资中非正规金融借贷金额越大,比例越高;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业的后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越大,农民工自我雇佣经营收入越高。     

性别视角的农民工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根据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从性别视角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女农民工月收入、每小时工资、收入层次分布均低于男农民工;女农民工月收入不存在代际差异和文化程度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从事相同职业的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女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主要有工作、生活负担和社会因素,农民工自身因素仅对男农民工收入有影响。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若干基本特点探析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基本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收入消费、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融入城市与市民化等方面日益凸显其基本特点.只有深入、客观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民工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婚育状况、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以及农民工融入城镇和市民化等基本特点,才能够多角度、科学全面探析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缺失的各种原因及其完善政策与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农民工城市信任缺失的探析

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润滑剂,而农民工进城后却很难产生对城市的普遍信任,使农民工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本文主要分析了进城农民工对城市信任缺失的现状、原因及其后果,并且最后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     

农民工收入的人力资本回报与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对农民工收入的教育回报率和工龄回报率的分析,说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怎样的影响;二是讨论如何建立更加适应农民工需求的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加强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本文对开发与利用农民工人力资源提出若干建议:加强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使其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经济收入,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加强对农民工(特别是对低收入农民工)的基础性教育培训,推动教育公平;加强适应农民工需求的教育培训,促进农民工的全面发展。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s income and their human capital,and has implications to strengthen schoolin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training for migrant workers.The study compares educational repayment rate among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shows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with low contribution rate.The educational repayment rate of migrant workers is lower than urban residents.Working age hardly influences migrants income,while for those with hig...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原因及其对策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不断增多,其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     

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因素——基于OLS与Multinominal Regression方法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进城农民群体出现并且规模迅速膨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教育、城市化意愿等方面有不同特征,尤其是其在工作收入及收入影响因素方面有了新的变化趋势.基于明瑟扩展方程,通过对典型数据的分析,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测量了年龄、教育、经验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并使用多分变量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发现教育水平和性别差异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就业方式、工作单位性质等因素也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影响并不稳定.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就业扶持等对策性思考.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1990年以来，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不少地方政府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设计了各具特色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安排的效果并不理想。文章对当前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困境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描述、分析和评述，提出了在关注和设计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时，需要深入思考和把握的3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