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篇——王安石、曾巩相互寄赠之诗作译注

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江西籍的就有三家;在三家之中,属抚州地区的又有两家,即王安石(1021—1085 临川人)和曾巩(1019—1083 南丰人)。 在文学史上,流传着不少友谊的佳话,王安石和曾巩的友谊即是其中动人的篇章。     

王安石与曾巩交游由亲到疏原因考

王安石与曾巩一度相交甚为亲密,曾巩曾向欧阳修几度推荐王安石,两人唱和诗文亦不少。但在两人晚年却相交甚疏,其事一直为后人所关注。究其间原因主要在于两人的政治见解、学术志趣的差异及王安石性格执拗等方面。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较任何人都更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和王安石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曾、王二府又是姻亲;另一方面,作为门生后学,曾、王,二苏都为欧阳修、杜衍、韩琦等一辈老臣所赏识与器重,再则,其弟曾布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是熙宁前后复杂政局的一位重要的知情者,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当时的士人中就显得更有代表性。考察这些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熙宁变法的意义与得失。     

曾巩与王安石

曾巩早年在东京与王安石定交后,友情融洽,书信往还,文章具在。但自熙宁二年,王安石为神宗所重用,历行新法之后,这一对挚友便明显地疏远起来。“始合终暌”,原因何在?究竟是曾巩反对新法还是别有缘故?征诸史书,了无记载。本文就此微妙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行家斧正。     

曾巩《谢康乐咏怀诗帖》真伪考

清代<古芬阁书画记>以及<眼福编>两书中都收录有曾巩所书<谢康乐咏怀诗帖>,此贴未见载于其他书籍.经作者考证,两书实为一人所编,其中多有赝品,曾巩此帖亦是他人伪造.     

温厚平和 含蓄深沉——论曾巩散文的情感特征

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由于其散文的平正温雅而别具一格。曾巩在散文中表现出温厚平和、含蓄深沉的情感特征,既不同于欧阳修的深情绵邈、感慨淋漓,也不同于王安石的果敢斩截、刚直峭激。这种散文风格的形成与他在散文中表现的感情有很大关系。曾巩散文的情感主流是温和含蓄,很少激情洋溢,这是形成其散文平正温雅风格的重要物质前提。淡化情感、注重平衡式抒情或说理是他化解不平情感的具体手段。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后记

曾巩是我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古籍整理家,一生著述甚丰,给后世留下了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的散文,内容广博丰富、笔势伟奇雄健、说理精微透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推崇、赞许。王安石盛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东坡称颂“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     

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的奇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已成为了人们主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在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除借山水以娱目遣情、适性自得之外,欣赏山水之奇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追求。"奇"作为魏晋南北朝新兴的一种山水审美趣味,在山水文学中影响甚广,魏晋南北朝山水文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章,明确地流露出了对山水之奇的钟爱。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的"奇",可以分为雄奇与幽奇两类,其中雄奇在山水文中又具体表现为形奇与势奇两种类型,幽奇在山水文中则具体表现为空灵、澄澈、迥异三种不同类型。     

《红旗谱》研究五十年述评

五十年来的《红旗谱》研究曾掀起三次研究高潮。从关注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人物形象、认识价值到第二次研究高潮中对其艺术风格、版本、情节构成的深层探讨,再到第三次研究高潮中叙事学角度的分析、文化、美学领域的拓展,《红旗谱》的研究由单一的文本阐释走向了多方位、深向度的交叉学科研究。     

余华“文革”言说的三重视界

“文革”对60年代出生的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今后的写作方向。在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文革”的阴影。余华对于“文革”的言说,因其创作理念及叙述姿态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锋——民间——大众等不同的视界。     

画赞之文体流变——兼论画赞与题画诗的关系

“赞”在先秦礼制中是各种礼仪的辅助人员,本义为“助也、明也”。汉代有图画人物以行道德教化的风气,发展出像赞等各种赞体文。画赞始以说明为主,渐变为以赞美为主。汉代和魏晋的画赞基本都是以道德教化为旨归的,诗性并不强。齐梁以后画赞在形式上更加精致化,也开始以抒情为创作目的。唐代的一些画赞不仅生动传神,而且有感兴寄托,已经完全诗化了。宋代各种文体进一步融合,苏轼的画赞打破了文体之间的苑囿,画赞和题画诗难分彼此。虽然后来的画赞极类似题画诗,但并不等于题画诗,我们要尊重古人对文体的划分。     

诗与真--关于卢梭自传作品的一种解析

以《忏悔录》为代表的卢梭的自传作品 ,被公认为现代自传文学的鼻祖。对这类作品 ,卢梭竭力强调它是完全真实的 ;自这类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以来 ,它的真实性也一直受到人们的信赖和赞扬。然而自传文学就其特性而言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 ,这一根本问题也是从卢梭那里就开始出现了。本文从细节的分析入手 ,进而在重大环节上展开 ,揭示了卢梭自传中的“诗化”现象 ,并探究了它的个人与社会原因 ,从而也从一般意义上对自传文学的真实性的限度问题作了必要的讨论。     

论晚唐尚俗寒士咏物诗的审美特性

晚唐尚俗寒士以咏物为投枪 ,托物以讽 ,志在刺讥 ,抨击时弊 ,揭露丑恶 ,语言尖刻 ,风格冷峭。在他们笔下 ,冷嘲取代了热讽 ,愤怨取代了哀伤 ,诅咒取代了喟叹。唐代咏物诗至此已是气雄调响 ,情感怒张 ,然而蕴藉之风顿失 ,浅露之习已开 ,其独特的审美特性中已映现着末世文学的面影。     

对主体文化的妥协与篡改--谈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的兴起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是男女性别角色界定严重两极分化的时代,是谈性色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体文化价值对女性的期待都是理想的"永恒的女性",女性的社会角色大多被局限于家庭.但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引发的对个性化和想象力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思维的禁锢,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兴起也提供给了女性作家可以接近的文体,所以女性写作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时代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男性文本中不真实的女性形象.此时的女性写作大都采取了表面上与主体文化妥协实则篡改的方式,虽然这种篡改有时候只是悄悄的、隐蔽的努力.     

老舍作品中语言的欧化现象分析

老舍被誉为民族的语言大师,他的作品一直被作为地道的京味儿写作的典范。但是在五四欧风美雨后的中国,连老舍的语言也免不了带有欧化的气息,这不仅体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在成熟期以后的作品中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自觉化。     

南朝诔文演进及撰作探析

诔文兴盛于汉代,历经魏、晋以迄南朝,渐呈衰微之势。南朝诔文继承了汉魏晋以来诔文重抒情、求审美的传统,抒发个体主观性情更为深刻突出,行文高度骈化,藻采纷呈,用典繁密,音律协畅,对偶精工,与时文风气完全相合。南朝文人过于强调诔文的审美价值,相应地,其实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原生态”的抒写——论茅盾文革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

“文革”十年，茅盾在没有发表任何作品的情况下创作了二十余首旧体诗词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些“原生态”的写作对于作家本人及文学史研究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包括旧体诗词在内的“潜在写作”在“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