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深化在山西省的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关系。据此观点,结合农村金融深化在山西省的现实情况,运用金融相关率(FIR)、贷存比率和单位农业贷款产值等指标对其绩效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定性分析得出农村金融促进了山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农村金融绩效却表现出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农村单位农业资本产出落后于全国整体平均水平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山西省农村金融相关率(FIR)与农业总产值之间的发展趋势展开简单线性回归假设检验与统计定量分析,最终通过分析得到:山西省农村金融相关率(FIR)与农业总产值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构建我国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金融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具体措施。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组织述论

农村金融组织是以信用为手段,主要为农业以及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经济机构。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组织为江南农村农民提供了一定资金,为恢复和发展江南农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与现代金融组织并存的特征,对当今农村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仍有其宝贵的启示。     

辽宁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辽宁农村金融已基本形成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制金融为主体,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为补充,以保险公司、担保机构为辅助的较为完整的体系。跟全省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相比,农村金融机构仍显单一,营业网点稀少,因缺乏与需求相适应的风险保障机制,农村和县域资金外流数额较大,现有支农金融机构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农村金融服务的内外部发展环境还没形成。要充分认识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制定扶持政策,薄弱环节要特殊考虑。明晰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建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相结合,功能健全、资本充足、服务完善、有序竞争、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形成金融支农合力。加强农村金融软硬环境建设,突破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制约。依托已成为金融服务＂三农＂绝对主力的省农村信用联社,创建辽宁农业综合金融控股集团,汇聚财政和社会资金,发挥战略推动和示范带动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基于科技投入的门槛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发展理论界探讨的核心内容。该文用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农业科技门槛效应的结论。当农业科技投入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影响,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逐渐变小,并最终转变为正向影响。因此,要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作用,既需要农村金融自身发展革新,还必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基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农村金融反贫困路径分析

通过“经济增长-反贫困效应形成”的逻辑结构把反贫困与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了涓滴效应、微型金融的局限性和农村金融内生观的理论渊源,并基于农村金融的内生性源于转型增长的资源配置要求分析了演化路径.非均衡增长模式的脆弱性使农村金融发展陷入十分必要、又面临巨大逆向压力的矛盾结构,并把疲于应付的农村金融改革推到了一个重要历史拐点.低收入农村地区是金融反贫困的重中之重,应设立以农业、农村开发为主的地区性金融机构.依据后二元经济的新特征,推导出农村金融反贫困的主要发展取向是积极发展以人力资本开发、特色农产品生产等为内容的金融支持和能够支撑农业现代化的合作金融体系.     

苏南与温州农村地方金融结构与支农绩效比较研究

苏南和温州都是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也是率先进行农村金融创新的地区。但两地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基础不同，政府支持方式不同，分别形成了以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模式为特色的苏南农村地方金融组织结构和以农村合作银行发展模式及发达的民间金融为特色的温州农村地方金融组织结构。这两类农村地方金融结构虽然有不同的特点，但都已成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计量分析表明，苏南和温州地区的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增收效果。但由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不足，两地农村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也存在着同时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的矛盾。分析表明，农村地方金融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强化农村金融的支农作用，农村金融机构目标多元化则不利于农村金融发展及其支农绩效的提高。     

数字金融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现实困境及机制创新研究

传统金融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农业农村金融服务的供需错位严重、政策落地难、供给成本较高、可持续性不足和边际效率低.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当前中国数字金融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金融供给主体效率不高、数字金融的征信体系不完善、农民数字金融素养普遍较低、农村数字金融供需水平较低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未来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亟需加快数字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农村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金融服务从业主体的人力资本改造、中国特色乡村数字经济和智慧农业发展模式试点以及数字金融风险预警、缓释和防范机制的建设.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业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

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条途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技术进步才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判断(农村)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应该是其能否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基于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深化改革应该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为导向,以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身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起到比较完全的支持作用.健全河南省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保障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需求,创新农产品特色体系,建立“造血”机制,才能逐步走向农业强省.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山东为例

采用1986²009年的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总产值表示的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农业经济发展是农业金融深化率的格兰杰原因。进一步协整分析发现,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业经济发展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农业金融深化率却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呈现了反向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的短期变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正向影响。综合而言,山东省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在一些方面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抑制作用。     

论我国金融支农机制的建设

由于农业的弱质特征及农村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我国金融支农的力度明显不足,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完善的金融支农机制,有利于疏通储蓄向农村投资的通道,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特点,构建起央行和财政的政策与资金作扶持、银行机构的金融服务为主导、保险与担保等机构充当后盾、资本市场提供补充服务的多元化金融支农机制。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力,结果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总体上看正向效应要大于负向效应,但是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必须解决两个金融瓶颈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不高和“金融抑制”效应明显的问题。这两个瓶颈问题可以归结为农村投资问题：投资力度不够,投资效率不高。只有解决了农村投资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作用以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探讨

金融抑制是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结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供给的现状,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近代化（1912—1937）的制度需求与供给研究

自中国被动进入近代世界,就面临着工业近代化和农业近代化的紧迫任务,但是中国小农经济的超稳定结构不能够产生出近代化农业体系,所以需要农业制度的全面演进,而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换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1912—1937年中国历届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为了解决农业衰退、促进经济增长,从立法、农政、统计调查、农村税收、农业金融、乡村治理模式等方面推进农业制度近代化,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但是,制度能否发生作用取决于很多因素,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努力并未取得显著成效。     

陕西泾阳、洛川县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陕西洛川县和泾阳县219个农户借贷行为的问卷调查,以及渭北地区＂公司＋农户＂产业化组织模式中的农户融资状况的实地考察,发现陕西典型农业区域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借贷资金更多地投资于资金量较大的家庭消费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户所需的借贷资金供给主要来自民间借贷,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及合作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农户的借贷资金需求。针对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和供给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典型农业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信贷机制为主,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和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切实发挥政策性农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政策导向效应,强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规范民间信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金融合作创新

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高度稀缺和对农户的金融约束已经被视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缓解这种困境,农村地区开始了自发的金融合作尝试,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在90年代末被取缔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及2000年以后在农村合作组织内部自发产生并被作为开发式扶贫重要方式之一的农村互助资金合作社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合作形式。通过对国内相关主题研究的一些主要文献的梳理,了解到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的产权明晰、自主管理和有效监督始终是实践者与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重点,农村金融合作事业仍然处于一种制度建设与探索的阶段。     

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率分析

为研究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率，利用历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民来自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借款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效率的。民间金融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1]

以现代金融发展理论为依据建构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并与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相结合进行关联分析,发现金融深化指标与农村经济发展指标之间表现出较高的关联性,说明我国农村金融深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要高于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同时,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游离于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而确保农户信贷资金需求又是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这表明要进一步发挥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推进作用必须对农村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建立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