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密信息隐私权保护优先规则的困局与破解——以《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为中心

在私密信息的侵权责任构成上,隐私权保护规则适用的是过错责任,个人信息保护规则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确立的私密信息隐私权保护优先规则导致两种保护规则在侵权责任构成的过错要件上存在冲突。由于限缩适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前半句或《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范围均难以彻底化解这种冲突,不妨考虑隐私权保护规则优先性的缓和化方案：隐私权保护规则下私密信息的侵权责任构成,应降低信息主体对过错要件的证明标准,这可通过事实推定规则确定侵权事实及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此基础上是否违反成文法义务来实现。     

“个人信息权益”的民法新定位

《个人信息保护法》创设的“个人信息权益”源于基本权利，经由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而同时具有民法上意义。学界主张个人信息权益在民法上定位为新型权利或新型利益。然而，个人信息制度的“预防法”定位和个人信息权益不具有独立客体利益的窘境，都无法支持该主张。既然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作用是事前预防大规模、技术化的个人信息分析评估活动给既有一切民事权益造成系统性风险，那么个人信息权益毋宁只是既有一切民事权益在信息分析评估场景下的全新表达。进而，个人的权益因信息分析评估而受侵害并造成损害时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非因信息分析评估而受侵害并造成损害时则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二者不存在竞合或聚合关系。《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中的“没有规定”应解释为“没有关于信息分析评估场景中的规定”。     

个人信息侵权的理论反思与规范构建

个人信息侵权规则体系对于发挥私法在个人信息利益保护中的作用、确保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可识别规则”将可能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均纳入规制范围,体现了公法对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关注,与公法全面保障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功能相匹配。但私法对“可识别规则”的借鉴则造成了保护的信息范围过广,与私法关注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的定位不符。故而需要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限缩,在具体侵权样态中进行具体化判定。个人信息侵害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不明确,差额说在适用上存在一定的障碍,而风险损害说则面临风险不确定与风险多样等问题,亦难被采纳。较为妥适的办法是采取规范损害说,将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认定为法律保护的利益状态之变化以及给个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两方面。而在归责原则方面,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采用自动化处理技术的场合,对于普通公民之间的个人信息侵权则应回归一般过错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亮点与创新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部全面保护个人信息的专门性立法.作为公法和私法的混合,该法的私法部分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法典》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总结《民法典》等的立法经验基础上,借鉴了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等比较法的经验,形成了诸多的亮点和创新之处.包括进一步扩张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构建了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对自动化决策的全面规范,严格保护敏感个人信息,确认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规范国家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以及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完善了侵害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这些内容都充分彰显了这部法律的时代性、国际性和本土性.     

论个人信息法律体系下的基因信息保护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构成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体系。然而，高度敏感、特异性显著的基因信息之于人格尊严关系重大，亟待特殊制度保护，但抽象概括的现行法缺少针对性，无法全面因应个人基因信息权益保护及社会实践的制度需求，有必要开展专门立法，构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基因信息法三层制度体系。基因信息保护应以基因信息隐私自决与安全为先，兼顾流动利用；以自然人基因权益为本，衡平多重利益；实行法律与伦理共治，融合宽容及责任原则。据此，在基因信息类型化及可处理性分级的前提下，立足通用个人信息法律制度，明晰个人基因信息权益，厘清特定的目的、充分的必要性和严格保护措施等处理前置条件，重点围绕基因信息处理告知同意，开展差异化制度设计，构造非完全行为能力人同意、以书面为原则的同意方式、同意的无条件撤回、基于基因信息类型的同意豁免事由等特殊规则。     

个人信息拒绝权的界定与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一般性的个人信息拒绝权，从法律中拒绝概念的内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3款、第27条中所规定的两种具体拒绝权来看，个人信息拒绝权就是在选择退出的逻辑下，由个人所享有的针对法定权限、无溯及效力的终止形成权。这一内涵理解也与比较法上个人信息拒绝权的内涵特征相契合。个人信息拒绝权的外延则不仅包括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3款、第27条中的具体拒绝权，而且包括了针对第13条（四）项下无因管理型合法权限的具体拒绝权。此外，第13条（二）项下是否存在具体拒绝权也有解释的空间。个人信息拒绝权作为形成权，其生效时点的认定应当采取到达标准，其行使原则上不得附条件和期限。拒绝权的例外实际指明了限制个人信息拒绝权的三种思路和方法，但这三种方法的适用本身也受到限制。在第24条3款、第27条下具体拒绝权适用的特殊问题则主要体现为特别的构成要求。     

个人信息保护“入典”：体系功能及其与专门立法的关系

个人信息保护"入典"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创举。在专门立法之外,将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规范写入《民法典》,不仅可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提供明确依据,还具有价值指引功能、体系解释功能和权利孵化功能。《民法典》人格权益保护的价值取向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提供了根本性的评价基准,在其指引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可在《民法典》中得以体系化的解释和适用。《民法典》围绕个人信息自决,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初步形成了具体权利内容,为个人信息权利的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民法典》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调整对象上大同小异,但在保护方式上存在递增,其通过公法手段保护的个人权利仍然具有私权属性。该项专门法律属于领域立法,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同等重要,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性也将在两者联动中得以加强。     

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界限研究——基于欧洲人权法院50个判例的分析

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兴权利,与日益扩张的国家监控权针锋相对.《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从个人和家庭隐私的角度,对个人信息权作出了规定.欧洲人权法院的50个相关判例涵盖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等不同法系的国家,涉及健康隐私、私密声音、私人通信等个人信息,缔约国败诉率高达三分之二,明确表明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限度: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披露、查询、删除等监控和干预必须依法、善意、必要进行,以充分保障人权.我国应当以“保护为原则,干涉为例外”,立法保护个人信息权,夯实合法性基础;合理善用国家监控权,找准合目的方向;最低程度平衡权益冲突,把握合比例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论第三人代为清偿的法律适用——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30条为分析对象

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涉及第三人利益保护与尊重债之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协调,第三人对履行债务的利益关联及紧密程度是各方权利配置的关键。《民法典》第524条赋予对履行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清偿权,较之传统理论界定的“法律上的利益”更有弹性,可为司法实践面对复杂多样之第三人利益主张创造适用空间。《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30条第1款对第三人类型列举详尽,但适用该款第7项时应注重对第三人利益的说理。第三人代为清偿后发生债权的法定移转,应参照意定债权移转规则确定具体的法律效果。基于限缩担保人之间内部分担请求权的立场,担保人代为清偿且有其他担保人的特殊情形,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就担保人之间内部分担请求权的规则。     

论订立合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的限缩适用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前段确立了“合同必需规则”,包括以订立合同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情形。然而,该项仅要求“为订立……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过于宽泛,既不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又可能危及信息自决,存在隐藏的法律漏洞。为此,应对该项作目的论限缩,增加“应信息主体要求采取措施”以限制其范围。订立合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应符合三项构成要件：其一,处理行为发生在与信息主体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但应排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其二,信息主体主动要求处理者采取措施;其三,处理行为是为采取先合同措施所必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合同法之间存在密切的体系关联,但同时又应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基本结构

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这一原则受到为人民服务核心的根本规定,包含依次递进、逐层扬弃并首尾衔接的三个环节:利己、利他、利群和利众。其中,利群和利众是最高、最本质也是最具能动性的关键一环。     

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本文分析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进而提出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选择。     

西方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启示

文章首先以美国城市化的历程为例,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同时,分析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状况,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正处于由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快速发展阶段。借鉴国外这个时期的特征,结合我国的具体城市化发展情况,提出大力发展中心城市边缘地区新城的建设,并且总结了新城建设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保证期间起算新探--兼论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

保证期间起算受若干因素的影响,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就主债务人的财产执行终结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期间应自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开始计算.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行使保证债务请求权的方式应受到限制,以克服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发生竞合的理论冲突.     

建国60年来党的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历史轨迹,为未来纪念活动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集中在纪念活动与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探寻纪念活动的历史价值；纪念活动与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相结合，挖掘纪念活动的教育资源；纪念活动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拓展纪念活动的传播空间；纪念活动与推动社会发展相结合，彰显纪念活动的时代特征；纪念活动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发挥纪念活动的整合功能。     

简论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历史演变

一个社会总是在价值观的指引下运行的,价值观的混乱是导致社会颓废、消极的根源。自无产阶级价值观提出、发展以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同时,因为时代主题的变化,也使无产阶段价值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何去何从,引人深思。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工作发展的思考

文章就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变革、业务创新的发展趋势 ,分析了图书馆今后的发展方向及应对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