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传统与秩序再造——基于中国逻辑的历史分析

家国关系是人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而东西方之间却在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逻辑模式.恩格斯立足于人类学研究成果,在分析了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起源的经典案例之后,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分为基础,形成了其家国异构理论.而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中国时,则出现了家国关系的另一种视角,即家国同构理论.但是,面对广阔而复杂的历史画卷,仅仅将其概括为家国同构难免有失偏颇.这一贯穿中国几千年之久的逻辑底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话语,并最终随着近代中国国家的转型而解构.今日之中国,法律取代宗法伦理成为调整家国关系的核心要素,家庭的私领域特征不断凸显,而传统的家国理念也更多地体现为家国情怀这一道德文化精神.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秦汉国-家秩序调整中的价值认同

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折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均有重大变化。然秦汉想要实现从家—国秩序到国—家秩序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完成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的社会表征之改变;另一方面,则要完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具体而言,秦汉政府主要通过从公平性法律到普适性法律的法律认同、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行政认同、从"以吏为师"到"儒术独尊"的学术认同等诸方面的建构最终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达到了建立统一国家、统一天下思想的目的。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历史上的孝道入法

"孝道入法"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孝道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道德律,在极为重视纲常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制定法律使孝道从道德层面上升为法律层面,从而加深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以维护其统治。     

“家”的法哲学建构何以可能？

家庭关系、伦理、结构、秩序、仪式、位阶等共同构成“家”的法哲学的基本内涵。由于人文底蕴的迥异，“家”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价值表达也各有不同。传统儒教国家既把家庭视为人类认知文明与实践良知的终极场所，又把家庭作为遵从公共规则与实现政治理想的源发地。这意味着，“家”既蕴含着个体身位所需践履的“名分之守、爱敬之实”的家内礼法秩序，同时又得以将这种拟制、扩大的秩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这造就了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中强烈的家族主义“泛家化”的特征。但是，由于迭经现代化的“毁家”运动，中国人对于“家内礼法”的理解已经在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家庭被边缘化，重家的合法性也遭到排斥。在整合国家社会价值观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家”的法哲学何以建构的难题。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体伦理传统的价值对勘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根本性的学术难题在于: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伦理实体理念与中国家国一体的伦理传统在价值理念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是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源头性文本,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一体伦理传统做当代意识的对勘,就是要从伦理实体所揭示的本质出发,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基础、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入手,对它们的伦理内涵做全方位的比照,以寻求合理的对话通道.而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起点--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的伦理实体的视角出发,在自然血缘与需要体系、人情主义与契约伦理、家国一体与市民社会之间进行伦理对话,能够进一步凸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伦理必要性.     

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的基本维度

当代中国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秩序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伦理秩序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文章从规范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基本维度对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设进行了论述。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论血缘文化的锁定及其突破——中国传统伦理的近现代转换

血缘是中国文化的最本质要素,它建构、锁定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国一体"为主要构架的中国伦理;在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使命之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碰撞之时,血缘文化及其建构的中国伦理在合法性上遭受了质疑;从过去的封建小农经济到今天的大工业社会,中国伦理的失范与重建成为一代代学人所共同关注的核心。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中国古代公法的特征及成因透视

中国古代公法以人治精神为内核,以伦理原则为指导并显现着泛刑事化的外部特征。中国古代公法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形成中国古代公法独有特征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集权的政治模式、以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我国同性婚姻之否定的文化根源探析

在同性婚姻已为西方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认可之际,中国在法律上迟迟不认可同性婚姻是有其文化根源的。这些文化根源包括阴阳之道的传统哲学思想、传宗接代的婚姻观念、严格的儒教伦理秩序以及根深蒂固的两性婚姻制度等,在一国法律的设立受制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对我国同性婚姻的法律认可形成了制约。     

"六经"与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人类文化史上共有的现象 ,但东方与西方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早于西方一个时代而发生 ,形成了具有二重性的早熟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是通过儒家的“六经”而具体展现出来。孔子删定“六经” ,将三代以来的贵族教育内容 (诗、书、礼、乐 )加以转化并推广到民间 ,建立起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自觉。这次文化自觉 ,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伦理类型的基础 ,也为汉代以后中国形成的“经学”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论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征,探索现代道德难题是解析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的重要视角。在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正义问题。跳出现代道德哲学的二元论视域,以伦理总体性破解现代道德的"德福悖论"难题,寻求重建道德正义的可能路径。其二,伦理认同问题。破解现代伦理实体的认同难题,反思"家庭"和"职业"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公共形态面临的认同危机。其三,政治伦理问题。调节中国传统政治"家国一体"与现代西方政治"公私界分"之间的矛盾,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形态。     

《四书》与帝国社会政治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首先强调个人修身,逐步推己及人、推己及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以孝悌支配的理想秩序,进而将家庭秩序上升到国家秩序,主张以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四书》描绘的"修齐治平"秩序构建路径,为秦汉之后的帝国所不断效法。帝国现实的秩序在阶级结构上主要分为士绅、农民、商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依归等遵循的都是《四书》中所展现的儒家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在帝国兴替之际,《四书》所主张的秩序理想又为帝国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秩序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的建立。法律秩序是通过法律调整而实现的社会关系的序列化状态和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化状态；法律秩序的形成及其合理性，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法律实现的结果、水平、质量和规模以及法制现代化的程度。本文着重分析了法律秩序的价值内涵和实证要素，深入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中介环节、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调整机制，指出了现代法律秩序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揭示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法律秩序建立的五个方面因素。     

伦理型政治和法理型政治——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作一外在形态的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是一种伦理型政治,而西方是一种法理型政治。具体而言,中国的政治秩序主要靠伦理观念采维持,政治活动靠伦理观念来调节,政治权力靠伦理观念采制约,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居核心地位;与之相反,西方的政治秩序靠法律维持,政治活动靠法律调节,政治权力靠法律制约,法律是西方政治体系的核心。     

法律观与国家观:中国法治建设的“基因工程”

任何民族都有历史形成的意识层面的"基因"。中国传统的"天道哲学"是经验的,由此演绎出"法出于权"的法律观和"家国一体""差等秩序"的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置换了某些西方舶来价值的终极指向。现代政治建设应引导社会培育现代的法律观、国家观,关键在于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