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视域论理性的法和法的理性——兼论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的异同

就西方而言,理性是植根于试图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去寻找万物的统一性根据或本原的冲动,植根于城邦时代希腊人对法律、正义、命运等一系列普遍性范畴的尊崇之中。理性也因此与法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理性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一样,从法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法律与理性就联系在一起。流淌着理性血液的法从本体论—议识论—二元论的博弈中历经了它的生命过程,并还将沿着它理性的精神走向未来,完成它终极而崇高的使命：命令人成为真正的人,并尊重他人为人。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价值理性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完成对客体精神质量的批判和建构,从而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它的内在规定性由四个方面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建构理性。这种内在规定性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是因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对立,导致了价值目标的差异。这种针对价值目标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就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发展。     

精神与自由

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动物”命题把人理解为动物本来就有其局限,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家进一步将理性视为人的唯一本质则问题更大。从宇宙演化和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本性就在于人类性,其基本含义就是谋求生存得更好,包含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断满足。精神需要被开发出来并得到满足,人就具有了精神性,也就获得了超越性和自由。这种精神性才是人类本性之所在,也是人的本然本质和应然本质,它使人成为高于动物的精神物种、自由物种。精神是高级自我意识的产物或体现,主导观念、最高理想和基本信念是其中的核心要素。精神是人的超越性和自由的根基,自由是精神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而精神状况通过自由来展现或彰显。精神所达到的境界决定着人的自由程度,人要获得更多更大的自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精神之所以能使人自由,是因为只有精神才能使人具有超越性,而具有超越性正是自由之体现。     

人性的崇高是如何可能的?

享乐主义大肆泛滥的现实表明,建立在人性异化基础上的财富崇拜并不能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信仰追求。解决人的异化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必须要有坚实的现实利益依托以及超越财富价值的理性精神。以往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性并不能拯救社会的信仰危机,出路就在于在重建人类理性的现实基础上,完成从个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换。     

在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基础上重建新理性精神

对新理性精神的探索,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理性主义的观点,而是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对理性赋予新的含义。它力图证明,传统理性主义的基石虽然“坍塌”了,但理性依然屹立着,理性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根据。新理性主义便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基础上所理解的一种新理性。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性人格研究

理性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它不仅包括在一定规则下应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思维能力或认识能力,而且包括对行为和目的的选择、质疑、反驳和辩护的能力。理性意识、理性能力、理性精神和理性观共同构成了人的理性人格,培育者应该以培育青年对象理性人格作为基本目的。在探究了理性人格培育的重要性和实际缺陷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统一＂的最佳培育对策,即理论培育与实际统一;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统一;理性培育与德育、美育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与大学生理性精神的构建

理性精神的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学生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立的标志之一。当前，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缺乏理性精神，常常在思维和行为方面表现出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本身就蕴含了极其丰富的理性精神。教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学生理性精神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前我国科学理性精神存在的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过分重视对西方外在科学技术层面的引进,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借鉴和发扬西方科学理性精神,在科学民主昌明的今天,出现了科学理性实用化、实证化、形式化、世俗化和工具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们至今仍然缺乏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深刻反思当前我国科学理性精神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于进一步发扬科学理性精神,形成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大学文化精神的静态考察

大学文化精神是一个层次分明的观念系统,是大学人关于大学的最本质属性的主观意识,主要包括大学人的大学观、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大学观是大学人关于大学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大学文化精神的核心;人文精神是大学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性精神是最能体现大学人职业特征的文化精神。本文从静态的角度对大学文化精神的现状进行了客观考察。     

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批判

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大厦的基石之一.自其提出之日,就遭到学者广泛而激烈地批评,但似乎并没有妨碍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攻城掠地,形成目前庞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直至目前,也没有看出它放慢侵略的步伐.在表象背后,必然有对理性人假设的现实需求,必然存在其内在合理性和重要价值性:首先,理性人假设是一种方法论逻辑,为科学研究所必须;其次,理性人假设是追求最大化,而非实现了最大化,梦想能否实现是受制度、技术、文化等现实的约束;再次,相比其他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它为社会治理提供一种可能的进路;最后,它是激励约束制度设计的前提.     

合理利己主义辨难

合理利己主义不失为一种可以作为理性观点申述的伦理学观点。其理论依据主要表现为两种证明,即生物学证明和经济学证明。前者为合理利己主义的证立提供了普遍的人性基础,而后者则为合理利己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来自现实功利的有力支持。然而,合理利己主义现点所遭到的诘难也主要来自这两个领域。由于利己主义前提的限囿,合理利己主义在理论形式和理论内容上不仅具有其局部合理因素,而且即使在实践中也不乏有益启示,但是在面临现实利益冲突时却注定会陷入左右两难的困境。     

价值、工具与文化转型

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导致二者的断裂产生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成为必然。能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并促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新理性精神成为文化转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现实基础。     

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西方文学精神突围的二维

文学既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呈现 ,也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所进行的精神突围。在这种精神活动中 ,始终灌注着自由的理想。西方文学精神发展的历程表明 ,西方人主要以“理性观照”和“神性启示”两种方式达成自由。“理性观照”是以人的实践活动来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 ,它有理性主义与物性主义两种表现形式 ;而“神性启示”则在关于人生存的追问中 ,将人放在超验语境中言说人的存在 ,它呈现为上帝启示信仰和精神超越两种形式。     

中西交往伦理价值取向之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人伦为本位的社会，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以血缘与情感为基础，展现出了以心换心的情理交往方式，并希望通过礼仪的规范作用来自觉塑造人的德性品格。现代西方社会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交往以肯定主体存在的独立性价值为前提，形成了对话、商谈的理性交往方式，并注重法律对人的行为的强制性作用。中西交往伦理因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论社会隐秩序与显秩序--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社会显秩序是指用权力与法规命令推行的秩序,隐秩序是指由自发的适应性交往构成的秩序,它使人们理性决断成为可能。正像在资源配置上,单纯的计划经济企图用显秩序取代隐秩序招致失败一样,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控制上,单纯依靠显秩序也必将导致“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政府失灵现象。应当通过法制来加强德治,改造社会隐秩序以创造依法治国的道德环境,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秩序。     

荷尔德林创作思想的时代特征

荷尔德林直接继承了卢梭和席勒的思想使命,使近代的人性理念作为一种知的结构在诗的艺术中臻于完善。一如前两位诗人,荷尔德林在其诗的事业独 立之前,经历了哲学的时期,对于理解他的诗艺,这是不容忽略的。在近代西方精神的发展过程中,哲学与诗(智慧)相辅相成,又各自确认了自身完整的独立性,构成了辉煌的历史画卷。 如果说哲学实现了认识(理性)的飞跃,那么诗则要求生命(人的人性)的提升。了解这一历史 ,洞见它自身本有的现实及其与现代世界的区别,可谓温故而知新。     

试论劳动者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本文以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人身权应当得到有效保护为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对劳动者人身权法律保护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当享有,容易受用人单位侵犯的人身权进行分析与总结.第二部分,对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人身权保护现状和权利保护缺失原因进行分析与概括.第三部分,提出加强劳动者人身权保护的具体措施.     

影响农地流转的农户理性行为决策分析

基于生产要素拥挤理论、生产要素流动理论,以及完全理性行为理论、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等,分析认为农地流转是在中国特定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条件下,农户的不同理性行为决策所驱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合理推进农地流转,有意识地鼓励农地向高经营效率的农户流转。     

论技术的起源

思考技术的起源是理解技术本质的必要环节,技术的起源和劳动是同步的。提出了一种探讨起源问题的"整体规定部分"原则和"后决定"的解释学方法,并应用这一原则和方法,分析了技术(工具制造模式)和劳动(工具使用)的开端,揭示了"工具使用者"向"劳动者"转化的条件和过程,提出"发明工具的机制"和语言符号的产生是技术形成的标志,技术、劳动和人共同诞生于人工自然世界这个整体中。     

论埃德加·莫兰人本政治学的复杂性视角

莫兰认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作为＂破碎的政治＂是肤浅的人本政治,真正的人本政治应该不仅关注人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关注人的生活的意义,因此是实践操作的多样性和指导思想的统一性的辩证结合。关于人本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莫兰提出作为人本政治的首倡者的马克思只是立足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说明了人的社会性,还需要补充以弗洛伊德对人的本性的说明,再加上实现人本政治的手段——爱情、科学,共构成人本政治学的四个根基。在人本政治实施的时间上,要注意当前的、中期的、长远的政治的三个时段的区别和连接,把解决好社会当前面临的基本问题、引导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时期内的进步目标和实现根本改造人类社会的革命任务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