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四大“林”的历史由来

1642年，在拉萨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藏传佛教格鲁派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成为满清中央王朝在西藏地方的代言者。从某种程度上，为了自身教权利益，以宗喀巴大师主张效仿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派，一头钻进政教合一制度。拉萨四大“林”就是在这种制度上相继应运而生，成为格鲁派在拉萨除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外重要的四座政教并轨大寺庙。本文就四大“林”的成因及其各呼图克图如何领受“摄政”之重要职务，以及各“林”之历史和历辈呼图克图的历史等问题作了初步调查研究。     

再论甘丹赤巴建立的活佛转世系统

甘丹赤巴是甘丹寺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法座的继承者。从第一任甘丹赤巴宗喀巴大师算起,到1959年在任甘丹赤巴土登贡嘎为止,历史上先后出现过96位甘丹赤巴。之后,甘丹赤巴成为格鲁派部分活佛的转世源头,登上甘丹法座意味着显密两方面获得很高证悟,因而认为甘丹赤巴具备悲愿转世资格。但在政教发展过程当中,因受西藏政教特定历史背景方面的种种影响,部分甘丹赤巴建立了活佛转世系统,而另一部分没有建立活佛转世系统。借助大量藏文文献,又新发现了10位甘丹赤巴建立的活佛转世系统,本文就此进行简略介绍和探讨。     

新甘丹赤巴登甘丹法座仪式

新甘丹赤巴登上甘丹法座,意味着格鲁派一个普通学僧经过漫长历程,将从此获得格鲁派最高的宗教地位并成为宗教权威。新甘丹赤巴登甘丹法座的仪式,主要包括拉萨欢送新甘丹赤巴仪式及新甘丹赤巴往甘丹寺行进路上查验吉祥预兆仪式和登甘丹措钦大殿法座仪式等内容,仪式既有浓厚的宗教寓意,也有特殊的政治礼遇。     

清初甘丹颇章政权的性质和地位问题再探

1642年顾实汗打败藏巴汗并在拉萨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这在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在甘丹颇章政权的性质和地位问题上,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并有明显盲点.文章从蒙藏历史文化传统和当时具体情境出发,试对这一问题再作探讨.     

略述三大寺高级佛教人才的培养制度——从学僧到甘丹赤巴

自宗喀巴改革藏传佛教创建格鲁派开始,就非常注重佛教人才的培养。拉萨三大寺的相继建立,其目的之一就是“以养生徒”,广收僧徒以扩大格鲁派的社会影响和宗教势力。为此三大寺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其他教派的寺庙教育制度,它经过了二百余年的探索、补充修改,到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以后就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

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组织下,西藏地方的各个政教首领就派出了一个使团到盛京也即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与清朝建立联系,成为西藏地方与清朝发生政治和宗教关系的开端,对两百多年中西藏历史的发展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宗教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件历史重大事件,现在有许多著作、论文     

清代西藏的历史及其特点述要

清代,西藏地方藏传佛教格鲁派占据统治地位,"政教合一"制政体和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贯穿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在清中央政府多层面的管理下,西藏地方各个时期的政教建制和沿革等方面都突出了清代的变化和特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西藏人民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总揽此段历史,认识其特点,对清代西藏地方历史及社会的深入研究均具意义.     

甘丹赤巴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藏传佛教格鲁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的法台即甘丹赤巴在格鲁派中享有极高地位,其选任制度有别于其他寺院寺主的传承方式,重学识而不重出身,通过严格选拔方可担任。作为宗喀巴法位继承者的历任甘丹赤巴,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创建教派、建寺弘法、著书立说、培养人才等方面。     

1921年西藏新派驻京僧人述论

历史上,西藏驻京僧人的主要职能是传播藏传佛教,协助处理政教事务。民国时期,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原有的许多沟通渠道不通畅,因此,驻京僧人成为沟通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主要渠道,其政治职能大大增强。在1920年后的十多年里,顿珠汪结、楚称丹增和降巴曲汪等西藏新派驻京僧人往返于北京、南京与拉萨等地的一系列活动本身,即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保持关系的明证,具有积极意义。在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多次按例选派僧人赴京任职,客观上维护了中央与西藏地方间的关系。     

清初甘丹颇章政权权威象征体系的建构

清初蒙藏联合治藏格局中,蒙藏双方上层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夺权力的暗流,而顾实汗及其继承者坐镇布达拉宫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暗流的涌动势头.在此背景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在甘丹颇章政权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确立、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教地位和统治权力.文章从权威象征体系建构的角度对其中的几个重要措施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从甘丹赤巴转世出的活佛系统概述

作为宗喀巴法位继承者的甘丹赤巴,是格鲁派的一个特殊的传承系统,有其固定的一套传承、继任方式.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使然,从甘丹赤巴转世出诸多活佛系统.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并概述其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经济基础,分析了甘丹赤巴转世活佛系统在格鲁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明代西藏仁蚌巴家族与藏传佛教诸派关系

在明代西藏历史上,仁蚌巴家族是一个重要的家族,曾一度利用军事扩张和政治联姻等手段篡夺帕竹地方政权的统治权。在15与16世纪交替之际,仁蚌巴家族将势力从后藏扩张到拉萨一带,掌控西藏中部大部分地方,成为当时西藏最有权势的贵族。15—16世纪也是藏传佛教各派风云争霸的年代。当时,格鲁派获得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成为一支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而萨迦派和噶玛噶举派等传统强势教派获得元明二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在西藏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它们也积极寻求世俗力量的支持。文章通过梳理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的传记资料,叙述仁蚌巴家族与各派重要僧人交往的史实,以此来考察仁蚌巴家族面对不同局势时在宗教层面上作出的抉择,以及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对世俗政治力量的抉择,从而进一步展现15—16世纪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     

西藏地方向历代中央政府的请封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的过程中，西藏地方数量众多的政教首领竞相向中央政府请求职官封号而被纳入中央王朝政治体制。作为政治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中体现，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请封与中央政府的册封奠定了二者政治隶属关系的基础。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从自封到请封、从请封赞普到请封地方职官等一系列转变的发生主要源于藏族自身顺势而为的愿望及发展需求，是其自我反思与自主选择的结果，由此而形成的权益认同、政治认同和制度认同可以视为其之于中国国家认同的早期形态。     

拉萨三大寺的学制

格鲁派之所以能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异军突起,与其完善的寺院制度和健全的僧侣组织密不可分.而拉萨三大寺又为格鲁派寺院的最高学府和学院制度的典范.深入细致地叙述寺中知识分子也即僧侣组织中的脊柱--"贝恰哇"的修学制度和管理体制,旨在反映格鲁派宗主寺在培养和管理宗教人才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乾隆五十年造西藏章嘎银币考

关于乾隆五十六年以前,西藏地方是否铸有钱币,学术界众说不一。据史料载:“惟查从前藏内因何铸钱成色高低不一,必须确查定议,今新钱胜于旧钱方可通行无滞,巨遂与达赖喇嘛并济咙呼图克图、噶布伦等悉心讲究,据伊等言,前辈地穆呼图克图在日,于乾隆廿八、廿九年为巴勒布来钱稀少,不敷民用,曾铸银钱两年。至达赖喇嘛,亦曾于五十年铸过一次。”(四川总督鄂辉在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廿一日上奏皇帝稿,见《钦定廓尔喀纪略》第十三卷第一页)。即西藏地方在乾隆廿八、廿九、五十年铸有钱币。前些时日,笔者在拉萨八角街钱币市场偶见一枚主要以六瓣花构图的银币。如图。     

西藏地方历史上的摄政人选

西藏地方的摄政及摄政制度在国内外的摄政历史上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对近200年的西藏地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围绕历史上西藏地方的摄政现象、摄政人选的惯例以及摄政人选的特例,对西藏地方的摄政人选特征进行研究,并分析了班禅系统与西藏地方摄政之间的关系。     

甲玛的文化地理与霍康家族史述略

本文在介绍甲玛的地理位置和基本情况后,侧重分析了吐蕃王朝建立时期、萨迦地方政权时期、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甲玛在西藏地方史上的地位,以及自18世纪初以来霍康家族的简要历史。     

清代西藏地区的天花防疫实践

文章通过对清代西藏地区天花暴发历史的梳理,展现了中央政府驻藏官员和地方政教等方面共同对抗天花采取的努力,在探究清代西藏地方应对传染病侵袭的机制与措施之中,指出阶段、阶层的存在、科学认知及技术手段之不足,使清代西藏地方的防疫实践经历了曲折与倒退的历程。     

旧西藏喇嘛噶伦刍议

1751年，西藏地方正式设立噶厦这个重要机构。噶厦中的僧官噶伦又称“喇嘛噶伦”，在西藏历史上颇有影响，但目前学界就其历史沿革、地位等尚无统一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喇嘛噶伦为首席噶伦，亦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噶厦中的利益代表者。今据已有藏汉文史料加以考证，发现已有观点舛误颇多，需要从其历史沿革和地位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第巴·桑结嘉措分裂祖国的历史罪行

桑结嘉措(1653～1705年)，原名贡确顿珠，1679年被五世达赖委为甘丹颇章政权即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第巴。当时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不久，虽然地方行政在第巴掌管之下，但军权仍掌握在和硕特蒙古手中。和硕特蒙古受五世达赖之请帮助创建甘丹颇章政权，在清朝支持下得到维系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