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治学观及其当代价值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家颜之推在晚年积累了一套丰富的治学体系,其治学观集中体现在《颜氏家训》中,对后世学者的学习提供了指导作用。本文主要从颜之推的治学目的、治学内容、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四个方面来阐述他的治学观,并从中得出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丰富了中国学习思想史,为中国学者树立了可供参考的学习模式;二是其终身学习的思想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持;三是其家庭教育思想为幼儿教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解读--《讲疏》的文本结构与治学方法研究之一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此前,他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此文先阐述其《创作论》的创作契机,再解读其《讲疏》文本结构的三个环节,后解读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治学方法。王元化《讲疏》的治学方法是由考证推理方法论、说明研究方法论和分析综合方法论等三种方法论整合而成的。这对我们的科学研究仍然有启迪效应。     

关于“治学的道德”——《高等教育哲学》读后感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中"治学的道德"专章,分析了治学道德具有科学精神、个人良好的品德表现、职业道德三重涵义,指出治学理想与现实是有矛盾的。联系中国学术界出现的道德危机,应加强学者治学道德的规范,强调治学道德的重要意义。     

《论语》中的治学三境界

一提“治学三境界”，不少人都想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然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在《论语》中表述了他的“治学三境界”之说。这便是《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要理解这“三境界”，须先弄清几个关键字的意思。     

论孔子的治学思想

治学思想是先秦圣哲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论语》为个案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孔子治学思想作全面的梳理和提炼;在“学”的内容,“学”的方法和态度,“学”的目的和意义三个层面进行阐释,期待能对孔子治学思想形成全面的认识。     

《车酋轩语》的治学方法及其意义

张之洞的《车酋轩语》包含"语行""语学""语文"三个部分,而有关治学、读书方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语学篇。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注重根柢之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第三读书要博而约,约而博;第四读书不找借口,持之以恒。我们通过对《车酋轩语》治学方法的研究与总结,希望能给现代学人的读书与治学带来重要启示。     

《车酋 轩语》的治学方法及其意义

张之洞的《车酋轩语》包含“语行”“语学”“语文”三个部分,而有关治学、读书方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语学篇。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注重根柢之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第三读书要博而约,约而博;第四读书不找借口,持之以恒。我们通过对《车酋轩语》治学方法的研究与总结,希望能给现代学人的读书与治学带来重要启示。     

金岳霖的为学

金岳霖的为学,包括他的求学、教学和治学三个方面。它的历程分为学生时代、执教高等学府和在哲学所的岁月三个阶段。他考取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和旅欧访学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出版了《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重要的逻辑著作和哲学著作,主编了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专刊。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期间,系统地批判了自己过去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批判了罗素的哲学思想,重视逻辑学普及工作,主持编写了《逻辑通俗读本》和《形式逻辑》。     

品味“问学”之路——读章宏伟《故宫问学》一书

关于治学，先贤已有很多精辟论述。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就曾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相勉。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提出过治学要有“二冷”精神：一是坐得冷板凳，二是吃得冷猪肉。话虽不同，但都道出了治学之路充满艰辛的实质。近日偶得章宏伟先生所著的《故宫问学》（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一书，让我深深地体会到“问学”之不易。严格地说，这是作者的一部个人论文集。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从《诗经学》看胡朴安的治学方法

胡朴安一生从事文教、编辑事业,著述丰富,治学自成特色。《诗经学》一书明确地体现了其治学方法:注重"正名";注重古书的史料价值;注重对学术史的整理和编撰;注重治学方法的介绍和治学门径的指导;注重学术的创新。他这些治学特点和治学方法在当时处于学术前沿,对后人的学习和研究也有很大启示。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徐霞客与贵州史地文化——《黔游日记》点校前言

徐霞客之游历探奇,毫无任何功利色彩,完全是为了满足知识学之求知兴趣,为中国实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游为性灵之游,性情之游,出尘之游,求真之游,生命之游。《徐霞客游记》字里行间,皆有天然之真性真情凝敛其中。而霞客一生精力均在用世,本质上仍为一儒生,对明末清初学风之影响,亦可说有导夫先路之作用。他的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之行,中州士人向来均认为是从未有过的创辟之举。《游记》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填补了时人对西南史地认知的空缺。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罗泽南思想简论

罗泽南为湘军早期将领 ,内圣外王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他以理学为本 ,经世为末 ,其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和教育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提出了自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系列看法和要求 ;在军事上他以书生杀敌 ,善于用以静制动的策略获取胜利 ;在教育方面则以理学为尊 ,重视启蒙教育。     

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吕柟与阳明心学之间的论学交往考

吕柟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著名理学家,在阳明心学昌盛之时,他坚持程朱理学的基本立场,同时通过与心学学者的论学交往,反思了程朱理学的不足,修正了自己的部分观点,以争取与心学更大的对话空间。吕柟的这种学术取向客观上促进了理学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共同发展。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新编天一阁书目》序

宁波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其创建者明代范钦主要致力于收集当代的著作和文献，形成了天一阁以收藏明代地方志、科举录为主的特色．天一阁藏书目录的编制，从范钦时代开始，其后不断有新编出现．这些书目，记载着天一阁盛衰变化的历史．骆兆平编著的《新编天一阁书目》，是建国后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天一阁藏书目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天一阁藏书的现状和历史，著录谨严精到，信实可靠，具有学术性。     

论作为藏书家的何良俊

明代何良俊以博学多才名闻江东，这与其酷爱藏书不无关系。父辈存书的遗留，为何良俊藏书奠定了基础；家中刻坊的便利、对书籍不遗余力的购买，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藏品。何良俊一生所交多书画、藏书名家；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不仅丰富了藏品，更提高了其书画鉴赏水平。藏为所用，是何良俊藏书的主要准则。作为有明一代著名戏曲理论家，他特别留意对金元杂剧的收集和整理，并把一些珍贵藏品刻印，以惠泽后人。然好景不长，先是倭寇焚毁藏书楼，大部分书籍归于祝融；后又因家境渐落，不得不鬻书以存。其中，书画藏品多为好友朱大韶、项元汴所得。     

南宋浙东学派“以适用为主”的人才教育思想探析

浙东事功派是南宋时期宋学内部与理学相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主要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于空谈道德性命之学的理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人才教育上,事功派和理学派也有尖锐的对立,尤其突出表现在人才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育内容观和教育实践观等几个方面。陈亮、叶适作为事功派的主要代表,在理学盛行的南宋时期,能大胆冲破理学的禁锢和束缚,明确提出功利性的人才教育主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明代后期启蒙思想的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