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跨界民族认同差异的来源——以美国墨西哥裔为对象的研究

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的认同常呈现出层次性的差异,其中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性尤为显著。跨界民族的认同差异往往会给其聚居国造成认同危机,譬如一直饱受民族与国家意识冲突的美国。复杂的跨界民族认同形式交错滋生了各类跨界民族问题,追根溯源是厘清问题的有效路径。通过对美国墨西哥裔跨界民族认同情况的分析,可知其认同差异的主要来源为:认同对象的选择徘徊、认同基础的身份转换和认同结果的共识与差异。     

政治文化对国家认同影响之分析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特殊的政治取向,体现了一个民族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部分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其中"国家认同"就是对国家的政治态度。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话语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同质性,然而,在实践中一国多民族、多文化的客观事实,使由此衍生的结构性亚文化对传统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必要以宪法为核心,建构宪法文化的国家认同,以克服国家认同问题。     

国家认同视阈下越南骆越文化的研究流变——以对“安阳王建瓯骆国”史料解读为线索

中越两国学者对"安阳王建国"汉字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存在较大差异,在构建国家认同需求下,越南积极推进骆越国族认同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骆越文化性认同,骆越文化研究产生了明显迎合民族认同的流变现象。同时,对比中国学者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与研究,考证越南建构骆越民族认同的真实意图。骆越民族是周秦时期已经生活在华南地区的一支族群,与百越、百濮民族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骆越民族后裔现跨居于中越两国,具有相同的民族起源与文化特征,在越南国家认同建构需求的催化下,过激的骆越民族认同意识有演变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趋势,甚至延展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潜在阻力。     

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形成了假道大理经南宋广西北上灭宋的＂斡腹之谋＂。前四汗时期,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即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古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要道,大理及周边诸蛮被迫卷入蒙古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因而其时蒙古与大理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自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至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大体经历了古典王朝国家认同危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初步确立、地域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完成四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势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之情状及其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最终完成。     

大理国的乌蛮

从人口数量和分布区域看,乌蛮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在大理国时正经历着以氏族(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的社会组织"部"发展,研究大理国境内的乌蛮和乌蛮到底有多少个"部",以及乌蛮在大理国境内静态和动态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可以达到拓展乌蛮源流史研究的目的,进而丰富民族史学的学科内涵。     

从抗震救灾看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它是国家振兴的根基之所在。从内容上来看,国家认同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建构要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这三个层面展开,它们也是国家认同建构有效的、可行的三种方式。     

论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点及互动

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既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又影响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昌盛。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也并非完全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中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国家认同中也包含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联系性,并以此互为基础。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来促进二者的相生,遏制二者的相克,从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

因民族国家政治分隔力形成的跨界民族,其成员的民族与国民双重身份对应着两种认同形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严重制约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边疆秩序及其地缘政治关系。跨界民族成员依靠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获得公民身份、实现利益诉求、建立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时,深受跨界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公民权益维护等认同政治实现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是较为直接且有效的途径。     

略论《张胜温画卷》的民族宗教艺术价值

宋代大理国画师张胜温及其弟子们创作的长幅《张胜温画卷》 ,是佛教绘画艺术中的瑰宝 ,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画卷的整体结构、卷中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画卷反映出的佛教流派及画卷的艺术价值 ,均提出了新的见解 ,阐述了对画卷更为深入的探讨。     

北朝时期中原正统观念下的民族身份坚持——北朝音乐的文化精神

北朝音乐系统中,一直有两种文化并行,一种是代表中原正统文化的儒家社会政治文化,另一种则是草原文化。北朝统治者对于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继承并没有同步到艺术精神领域。一方面他们以汉化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国家文化形象,另一方面则又保留了强烈的民族艺术特质。具有少数民族特质的音乐文化中的民族性的彰显,正是北朝时期北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表现。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初探邵晋涵编修<宋史>的宗旨

文章回溯了邵晋涵编修《宋史》的经过,从清前期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政策、浙东学术精神和邵晋涵本人的人格追求等方面探讨其编修《宋史》的宗旨,认为其宗旨在于宏扬民族气节。     

宋代的边防林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利用森林树木构筑军事防御工程的传统。出于军事防御功能的需要,围绕着与辽、金、西夏、吐蕃、大理等接壤的边境,宋王朝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以及江淮、荆襄地区进行了大量森林植被的培植和保护。从时间和覆盖的范围来看,两宋边防林的形成是宋王朝刻意经营的结果,边防林的建设与保护一直是两宋国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边防林的营建时断时续,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两宋边防的安定,并对边境百姓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论玉皇文化的起源、结构与功能

“玉皇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中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丛。从其起源、结构与功能看 ,它的发展经历了魏晋以前的准备期、宋代以前的滥觞期、宋代至近代的繁盛期和当代重组期。它的结构主要有内隐的信仰系统和外显的表象系统两大部分。玉皇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功能 ,主要是寄托宗教情感、整合信仰体系和积淀文化成果。它在整合中国神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

两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频繁发生.从冲突主体看,包括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两大类型;从冲突形式看,包括经济冲突与文化冲突两大类型.为了实现稳定后方的战略目标,两宋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包括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两大类型.但是,由于民族冲突是建立在文化差异与经济利益争夺基础上的社会冲突,因此,这些控制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冲突的发生.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民族冲突事件,成为该地区民族融合的前奏.     

释“沤榔”

宋人朱辅所作《溪蛮丛笑》一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在民族学、民族史论著 征引率极高。然而该书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古代自然科学资料,对文史工作者而言稍感陌生,致使传世各版本颇多错讹,征引 者多关注社会文化事项, 而忽视其他众多的资料价值。仅以该书沤榔条为例,结合当代生物学、食品化学研究成果,详加考辨后发现,其 包含了一些有关生态维护及野生生物资源利用的古代科技内容,反映了古代苗瑶民族的生态智慧,对当代的生态维护与资源利用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以此为例去举一反三,将有助于学术深化对《溪蛮丛笑》一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