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瑞直言进谏

海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直言进谏的典型人物,他的《治安疏》更是直言进谏的代表作。海瑞对嘉靖帝的＂君道＂之失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批判,对其崇道修玄进行批驳,对其以刑赏督责臣下进行批驳,吁请嘉靖帝翻然悔悟,与民更始。这样冒死进谏,需要有坚毅的心理品质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后人将其概括为＂海瑞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从微观的视角看,是海瑞母亲谢氏家教以及＂严师＂教育的成果;从中观的视角看,是明代海南文化氛围的影响;从宏观的视角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积极影响。海瑞的《治安疏》及其直言进谏所体现出的海瑞精神,已经融入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中,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成为中华文明史中的精华,值得认真进行总结。     

论海瑞发展海南的战略构思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海南琼山人,是明代杰出的政治经济改革家。他自幼“生长于琼”,被罢官后曾闻居家乡达十六年之久。不论是为官还是闻居故里,海瑞一直关心海南的发展,对家乡海南可谓情有独钟。在与人民广泛接触和较多了解海南情     

海瑞年谱（公元1514－1587）

海瑞年谱（公元１５１４－１５８７）李鸿然编者按：海瑞，虽然是封建社会的忠臣卫士，但他具有为民请命的思想、廉洁勤政的作风、执法如山的意志和刚直不阿的性格。这就是传播久远而令人敬佩的海瑞精神。海瑞，被誉为“海青天”、“南包公”，这是海南的骄傲！海瑞是值得...     

木帆船时代三沙海域航海"定位"初探

木帆船时代,海南潭门与文昌渔民是三沙海域的主要开发者.他们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总结并形成了纸质文献《更路簿》.但《更路簿》的使用离不开航海过程渔民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物候观察,以及人文习俗.木帆船时代,如果没有渔民世代累积和口头传承的物候定位,《更路簿》在耕海和贸易中的"导航"功用就不可能实现.物候定位与《更路簿》、"斗台风"等构成了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主要航海技艺.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航海技艺是三沙历史文化的灵魂.     

迁琼《海氏族谱》研究

迁琼《海氏族谱》是研究古代著名清官海瑞及海氏家族的重要史料。论题对现存的历代迁琼《海氏族谱》及版本进行了调查和梳理,并对海南现存迁琼《海氏族谱》的刊刻情况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将海南省博物馆的＂明代＂刻版,考证为清代＂光绪二十五年所刻＂,有助于海瑞及迁琼海氏家族的研究。     

《聊斋志异》中的海南：历史记忆与象征叙事

《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作品与海南有关：《巧娘》中的海南作为蛮荒之地,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粉蝶》中的海南是仙人贬谪之所。《聊斋志异》对海南的描绘主要源自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海南有一定差距。蒲松龄将笔触伸向陌生的海南,不是出于搜奇猎异。海南在蒲松龄笔下,具有重要的象征叙事功能。蒲松龄自觉地运用象征叙事进行写作,从而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成为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     

论海瑞的权力价值观

海瑞的权力价值观由三部分构成,即:掌握权力的目的是行义行道,致君尧舜,天下太平;权力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可哀之民;权力要达成行义行道的目标和切实服务民众,养民庇民,必须保持自身的圣洁性,不容腐败。海瑞的权力价值观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儒家思想的继承性、时代的超越性与时代局限性。纵观海瑞一世为官理政可用一个字概括:真。一是真言:对上官、对君主,进真言,讲真话。二是真行:不惧权贵,敢于碰硬。三是真情:于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对百姓怀有深厚的感情。     

海瑞族属考辨

作者认为，海瑞具有穆斯林血统，是回族。其海南始祖海答儿，来自曾有“海獠杂居”的番禺。“海答儿”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阿拉伯文写为，读为Ｋｉｔｏｍ，本是阿拉伯古贤人名，按穆斯林习惯取名法，为后代不断采用。海瑞是海答儿的第五代传人。     

历史人物介绍英译探析——以海口海瑞墓景点中的海瑞介绍为例

许多名胜古迹景点都有相关历史人物的英文介绍,但由于翻译问题颇多,未能完全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以海南名胜古迹海瑞墓中的海瑞介绍为例,运用相关翻译理论,探析名胜古迹中历史人物英译中存在的语用问题,提出改译的策略.     

海瑞的乡土情怀

海瑞其人和海瑞精神,得琼州江山文化之助。海瑞具有钟爱乡土的情怀,表现了一种生命自觉和人性自觉。海瑞乡土情怀中最令人感动的层面,是他对三州十邑人民的关切之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民”的关切、为遭受血腥镇压的黎族人民鸣不平,是海瑞乡土情怀中最可贵的情愫;对琼州官场“贪济贪”结构的剖析和“未涉鲸波,先营囊橐”的揭露,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莫高窟壁画”到《丝路花雨》——谈敦煌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思路

从"莫高窟"的壁画形象中人们发现,"敦煌音乐"之所以能够在古时流传上千年,与其自身不断发展及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舞剧《丝路花雨》的成功亦是基于传承与发展之上的。在多元文化发展的当今社会,作为我国音乐文化的瑰宝,如何将"敦煌音乐"文化弘扬及发展,是值得思考与探讨的课题。通过对莫高窟壁画中伎乐形象的描述,以及以《丝路花雨》为代表的现代"敦煌艺术"文化所编创的舞台作品的分析,剖析古代与现代"敦煌音乐"文化的特点,并提出将来"敦煌音乐"文化发展的思路,以期引发关于"敦煌音乐"文化乃至"敦煌艺术"文化传承与发展等问题的思考。     

现代性的“吁求”及其“后果”——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莫言的《酒国》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作为启蒙时期对现代性"吁求"的喻示,那么莫言的《酒国》则可看作是现代性某种"后果"的喻示。二者不约而同地选取"吃"、"饮食"作为比拟历史、审视当下的切入口,暗含了一种有意无意的文化心机,聚焦了后发国家最为敏感的民族心理区域。由《狂人日记》到《酒国》所象征的现代性无效和失败的后果,究其根源,首先来自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悖论,也昭示了这种悖论在进入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时,与传统文化的自我束缚属性实现了某种媾和,并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酱缸效应"合谋促成了对现代性局限的放大和效果的抵消、分解。     

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周易》之“时”的哲学意蕴及重要意义

"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周易》文本与哲学思想的核心术语和观念之一。《周易》时哲学之文本质料--"时机""时行""时止""时位"是中国古代哲学对"灵动"易"时"所做出的智慧哲思,其体现了变易性、应因性、创造性等文化哲学意蕴。就意义而言,作为生活的智慧和行动的哲学,易"时"的思辨性设计--"见几而作""亨行时中""与时偕行"等更具行动性和使命感,它因始终贯穿着行动精神而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野草》研究二题

"这样的战士"是文化批判的战士而不是政治斗争的战士。"无物之物"是指的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强大的封建专制文化。"无物之阵"是由被封建礼教文化浸润入骨的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无物"则没有象征意义。《死火》是以意象象征的诗意化方法表现的作者的一场激情与理智的对话,描绘了作者从充满热烈的改造社会的青春激情到陷入苦闷和再次燃起激情重新投入战斗的一段特殊的思想变化历程。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手》与父权文化

学界一般认为"交流障碍"和工业化造成的"异化"是安德森短篇小说《手》的两个重要主题,也是造成作品中主人公悲剧的两个主要因素. 在上述社会心理分析和经济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若从文化因素的角度看,父权文化是小说主人公悲剧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此种文化突出表现在对男子气概的放大与推崇,进而把与"双性同体"相悖的男子气概认同为一种美德. 主人公在这种被推崇至扭曲的文化中被迫屈尊与退变:手退变为机械,人退变为畸人.     

明中后期“国权下县”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海瑞《淳安政事》为案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基层社会领域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效力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时,一批优秀的“亲民知县官”脱颖而出。他们运用一套成熟却又早已松弛的权力机制,积极投身于基层社会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效益,重树了“国权”威严。海瑞便是其中一位。《淳安政事》是海瑞知县一方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结晶,其中所呈现的“官民合治”模式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淳安社会的有序发展,保障了地方百姓的安居乐业,还将国家权力意志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深入到县级以下的基层领域。这种模式的成功运用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现代社会的基层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驺虞"考辨

<诗经·召南·驺虞>篇的"驺虞",历来争讼不一.通过对<诗经>研究的历史考察,参证文献资料,并对<山海经>的资料加以辨析,认为"驺虞"是兽名,后世视其神异,解作西方之神兽"白虎",对其崇拜,同时赋予了神话传说的内容,具有原始的文化意义.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