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校勘学概说

<正> 我国校勘图书的历史悠久,据《国语·鲁语》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正考父系孔子七世祖,周末宋大夫。其后各代多有校勘,宋代较盛,进入清代,校勘学更得到迅速发展。乾嘉时期,是我国古典校勘学发展之高峰时期,仔细考究这一时期的校勘学,认真总结其特点,对发展今天之校勘学无疑会有裨益。     

论顾千里的校勘学思想

顾千里是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不校校之”是他校勘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其校勘学思想的形成,受传统校勘思想,特别是宋人校勘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校勘学史上,顾千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有关理论对当今古籍整理校勘事业不无启发作用。     

《读书杂志》据缺注和赘注校勘述例

王念孙堪称清乾嘉时期和整个校勘学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首先完全自觉地依据缺注和赘注现象进行典籍勘误,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常规校勘手段。《读书杂志》集中体现了王念孙的校勘学成就。论列《读书杂志》中据缺注和赘注进行校勘之实例,将从一个侧面展示王念孙对于校勘学方法论之贡献。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兼评胡适介绍西方校勘学的得失

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校勘学。他在该文中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方校勘学,特别是中国学者"推理的校勘学"并非校勘学的正途。其实,西方校勘学中也存在"理校"的做法,不论是校勘古典文献,还是近现代文本都必须使用理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理校的性质更偏向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在校勘中重视理校甚至超过文本。从具体的理校方法上看,中西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中西校勘学完全可以平等地互相借鉴、对话,我们对西方校勘学的研究需要超越胡适,继续推进。     

论陈垣对校勘学的贡献

陈垣在校勘学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科学地概括出了"校勘四法",使这门传统校勘学趋于系统化和科学性;另外,从陈垣的校勘学与历史考证学的密切联系中,可见陈垣校勘学所体现出的价值与意义。     

《楚辞》校勘述例

一部书文字的正误,是能否对它进行正确认识的前提。所以,我国很早便有以是正文字为直接目的的校勘学的兴起。如首次为《楚辞》结集的西汉刘向,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校勘学专家。刘向与其子刘歆对整理保存我国古代文献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古籍的校勘工作却远未结束。首先,是因为向、歆父子的校定不可能没有阙误;     

顾千里生卒年考异

苏州“一代校勘名家”①顾千里(名广圻),被日本学者神田熹一郎称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②。世人呼他为“学者导师”③。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为最大”④,故被誉为“校之学……专门大师”⑤。“其校勘之精,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⑥。对于顾千里在校勘学史上的评价,拙作《一代校勘名家——顾千里》已有评论,兹不赘述。关于顾千里的生卒年,历来有争议,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说顾千里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这种说法所见著述如下:赵诒琛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八月先生生。……道光十五年乙未七十岁,二月十九日戊申先生卒(龚定庵以为甲午死误)”。汪宗衍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道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先生卒”。张慧剑曰“(1766)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元和顾广圻生”。杨立诚、金步瀛     

“历史”爬梳的价值旨归（上）——略论清代校勘学思想发展对现代编校人才的启迪

清代是我国各类著述蜂拥、各种典籍书刻发展的颠峰时期,作为其重要基础和内容的校勘学也集前代于大成,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其间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积淀,而且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校勘理论和思想。因而,对之作系统地概括总结,在爬梳中进行条分缕析的阐释,并用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指导现实的编辑出版工作和人才的成长发展,乃是其价值凝结的终极体现。     

文献考证的“二难选择”——《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校勘之反思

《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问题历来是校勘学家关注的焦点，以范文澜校注的前后变化为例，明清以来复见之“铭”的校勘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势:唐写本发现之前，校勘者基本都认可朱郁仪所校之“移”字;唐写本发现之后，校勘者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唐写本所作“盟”字是。作“移”有道理，作“盟”有依据，两者是非曲直的背后，映现的是刘勰宗经的思想基础和人们对经典与文章之间关系的认识角度。     

“校勘”界定新说

30年代陈垣先生所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是“标志校勘学建立的里程碑”。尤其是书中卷六《校法四例》总结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校勘方法,现已成为众所公认的校勘基本方法。对于其中的“本校法”,他说:     

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漫议

古籍整理与校勘工作密不可分。研究指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校勘学原则与规范应当继承发扬,认为对不同的古籍与不同的需要,校勘方法应有所变通,校勘记的表现方式也要随之有所不同,同时要杜绝文学古籍校勘工作中的一切随意性。     

论顾千里对校勘学的贡献

顾千里是清代嘉庆、道光间的著名学者 ,精于校勘之学 ,所校勘的典籍广为流布沾溉后世 ,被誉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他特别注重收罗众本 ,辨明版本源流 ,讲求不同版本的互勘 ;多本互勘 ,至顾千里而益加精密。其“不校校之”原则决不是无所作为 ,也不是想当然地乱改古籍 ,而是“不校”与“校”的结合运用。顾千里把古籍校勘的实践与理论都推向了一个高峰。     

俞正燮校勘学初探

俞正燮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他坚持“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的校勘原则,秉持理校为主的校勘方法,其校勘学成就被世人所推崇.     

版本学研究的新成果——读戴南海新著《版本学概论》

戴南海同志长期在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历史系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不但具有古籍文献方面的丰富知识与实际经验,而且对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做出显著的成绩。 文献学的研究大体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具体的文献典籍进行整理(或曰古籍整理),例如对某一部书的标点、校勘、训释、今译等;另一方面是对文献学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例如关于文献的价值与功能的研究,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结构与体系的研究,关于版本、目录、校勘的方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等。古代的文献学,亦称“校雠学”,其广义的内容包括有关版本、目录、校勘等研究在内。迄于清代乾嘉年间汉学学术的长足发展,广义的文献学逐渐趋向分化为狭义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独立的学科。由此,也就提出了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建设成为广义文献学的分支学科的历史任务。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刘向学术思想特点浅议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系汉宗室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校勘学家和目录学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领校中秘书,使经久酒没之史籍重现于世;撰著“别录七略”,开创我国校勘、版本、目录之学的先河;编纂列传类史籍,创独立传记体体裁。这样一位在我国古代文化史、史学史上功绩赫赫的卓越人物,其学术思想又是如何呢?     

龙榆生校勘之学及其贡献

词籍校勘发端于宋代,至清末成就最高.以校勘学的发展为路径,主要从词籍校勘方面,分析总结龙榆生词籍校勘的十大特征,即择善本、订词题、校正误、补脱、补遗佚、存本色、存疑、校调名、校用韵和证本事,以此评估他在这个领域中所作出的贡献.     

阮元的校勘思想和方法——阮元研究之四

阮元校书最卓著的成果是《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他的这一力作,便可大致了解其校勘思想和方法。本文试从研究《校勘记》入手,对他的校勘学作一初步探讨。一校勘工作有三个主要环节,一是发现讹误,二是改正讹误,三是证明自己所改不误。这三项工作,首要的在于发现讹误。如果不能发现讹误,自然无从改正讹误。众所     

郑文焯词籍校勘论略

晚清之时词籍校勘开始兴盛,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认识到校词与校经史的差异,反对妄校与昧于裁决.在校勘过程中不仅关注字、词讹误,还着重考察词集名称与版本流传.他在校勘实践中又有诸多异于他人之处,如把校勘与评论结合,详细考证本事,依律校词,阐扬入声字,这也成为其词籍校勘的特色.郑文焯的词籍校勘实可为清季民初词籍校勘学的股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