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可得性与异质性农户创业

利用2016年CFPS调查中6782个农户微观数据,基于土地流转的角度,研究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可得性对异质性农户创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可得性,均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土地转入及土地转出两类异质性农户创业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正规金融对促进土地转入农户创业的作用显著,而非正规金融则在促进土地转出农户创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建议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金融市场主体的差异性与资本逐利的本质特征,从市场化的角度探索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投入效率。     

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分析

以湖南省22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人口、社会关系等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年龄、离最近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距离、家庭支出等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等层面,提出加强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提高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金融联结信誉传递机制对农户信贷配给效应

信誉机制是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制度补充。从信誉机制中的信誉传递环节出发,建立信号传递博弈模型,探究金融联结中信誉传递的制度优势。基于金融联结信贷模式的信息传递均衡分析,提出研究假设：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以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性和信贷数额;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利用陕西省725户农户实际数据进行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农户＋农民合作社＋银行”的金融联结模式,并运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证明通过农民合作社向正规金融机构传递农户信誉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反馈,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能使农户信誉起到抵押品替代作用,对改善农户信贷配给起到积极作用。     

家庭资产视角下农户正规借贷约束影响分析

缺乏抵押品是导致农户受到借贷约束的关键因素,家庭资产作为抵押品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放款的重要审核条件,在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为例,采用Heckprobit模型从家庭资产角度对影响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及其可得性因素进行需求与供给联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家庭资产变量中,土地资产对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资产、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均对农户借贷约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议应针对农户使用不同类型家庭资产抵押担保借贷作出相应的对策、扩大农村融资渠道、唤醒沉睡资产和抵押物价值,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     

信用制度能提高农户信贷获得吗？ ——来自农村金融调研数据的证据

以中国农村金融调查81村1 951户专项入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信用制度对我国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实证表明：（1）信用村和信用户的信用制度显著提高农户信贷,其中信用户使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概率显著提高1.4。（2）信用制度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户由民间信贷向正规信贷转变。此外,农户信用记录、家庭收入和家庭社会网络等均对农户信贷获得有不同程度影响。未来,尽快普遍建立农村金融信用制度对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户融资渠道选择

社会资本被普遍认为是影响农户信贷可得性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户的社会资本形态也正在发生系统性变迁。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及融资渠道的选择,是否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广东和江西两个省份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影响着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代表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的民间借贷,但无助于其获取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以经济组织参与和社会信用为代表的认知型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在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可得性。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效应——以陕西915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解决农村信贷难题迎来新机遇。基于陕西915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Heckman两阶段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及存在问题,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正规信贷约束的发生概率,并且对农村“长尾群体”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精英俘获”现象仍然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约束、金融知识水平和家庭非农收入均在互联网使用缓解家庭正规信贷约束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当拓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着重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互联网普及和普惠金融教育。     

农村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假设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基于对福建省276家农村(乡镇及以下)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村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业所属、银企关系、信用等级、业主年龄对信贷可得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信贷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

我国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呈现出适度规模化、有偿化和契约化的趋势,导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资本门槛提高。基于3省706户农户调查数据,在控制信贷获得与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和转入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不完善以及现行法律禁止农地抵押,非正规信贷对农户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更大。未来加快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正规信贷市场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村信贷和农村土地两个要素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     

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对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1091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的生产性正规信贷分解为是否获得生产性信贷、是否获得生产性正规信贷和获得的生产性正规信贷金额三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户从正规渠道获得生产性贷款的影响,进而重点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的总体社会网络提高了生产性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交易型社会网络增加了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降低正规信贷交易成本能够增加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农户在申请正规信贷过程中由于专用性较高、交易频次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所导致的高额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因此,增强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生产性正规信贷约束,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借款的供求约束及解除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导向的,包括现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特征,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出现供给缺位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因此,研究我国农村中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行为,通过对借贷双     

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替代与互补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信贷市场一般表现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分层市场"结构特征。由于各自的特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替代"与"互补"的关系。有效地发挥两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所产生的"垂直效应"可以扩大农村信贷供给。在Jain模型的基础之上对"互补"关系进行细分,认为互补关系分为具备"垂直效应"的互补和不具备"垂直效应"的互补。通过分析得出:降低正规金融的利率以此缩小两部门之间的利率差距是有效实现向具备"垂直效应"转变的途径。这对于有效地实施现阶段及今后我国各种农村信贷补贴政策,缓解农村资金紧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合作金融制度在我国农村的适应性分析

首先指出信用社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体现在提供相对低风险的个人贷款方面,进而对我国农户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农户的主体是“道义小农”的结论。其尽管贷款风险较高,但额度小,需求旺盛,加之以合作制为基础的信用社以其独特的先天效率恰可以有效地控制农户贷款的风险。因此在为我国大多数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方面,合作制的信用社比其它金融机构更具优势,合作金融制度在我国农村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流动经历、社会信任与县域企业互联网融资——来自全国县域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融资是影响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2020年全国县域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1)县域企业使用互联网融资的比例远低于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并且互联网贷款在企业负债中的比例低于民间贷款和银行贷款;(2)有流动经历的创业者更可能使用互联网进行融资,并且会扩大互联网贷款在企业负债中的比重;(3)社会信任是流动经历影响县域创业者进行互联网融资的作用机制,即流动经历会通过提升县域创业者的社会信任水平,进而促使其使用互联网进行融资并扩大互联网贷款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在当前中国的县域创业活动中,非正规信贷市场和正规信贷市场仍是创业者进行融资的主要渠道,流动经历是促使县域创业者进行互联网融资的重要因素,由此可得到以下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扫清县域居民进入和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第二,县域政府应为居民流动提供政策支持,降低个体流动成本。第三,县政府应积极落实国家关于返乡创业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扶持政策,重点推动互联网融资体系建设,加强宣传力度,开展金融培训。第四,互联网融资平台应加强数据分析能力,精准投放贷款,强化客户贷后管理,降低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同时,应重视数据安全问题,改进算法,加强管理,保护用户隐私。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基于安徽省太湖县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显示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安徽省太湖县采取鼓励资金互助、引入"政府信用"等金融手段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但尚存在正规金融涉农贷款比例下降、农村信用社改制后支农意愿减弱等不足之处.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在金融领域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促进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完美联接,打好农业资本内生和外生组合拳;加大农业资金供给,加强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广"政府信用"模式,发挥村干部和农业主管部门在农业融资中的作用.     

农村信用社农户信贷行为影响因素及政策选择

本文利用福建农村信用社多年报表资料和访谈资料,分析农村信用社农户信贷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信用社的资产选择、政策推动、信用制度建设、经营效率和信贷能力是影响农户信贷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增加农户信贷可得性的政策建议。     

国际化双元战略驱使下知识整合机制的建立:国际知识特征的调节效应

关于知识整合前因的研究突出了知识存量和知识交流对于知识整合机制建立的影响,却未揭示出国际化双元对于知识整合机制的影响机理。将知识整合机制划分为正式整合机制和非正式整合机制,探索了国际化双元对于两种整合机制的影响,以及国际知识广度、深度和缄默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双元对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和非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际化双元与正式整合机制之间的关系受到国际知识广度、国际知识深度的正向调节,国际化双元与非正式整合机制之间的关系受到国际知识深度、国际知识缄默性的正向调节。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实施国际化双元战略,推动建立知识整合机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福建省农村正规信贷供给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在对福建省部分县(市)农村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调查的基础上,从利率、产品、网点设置、服务程序、信贷覆盖率等几个方面分析农村正规信贷存在的问题,从信贷需求者和信贷环境角度剖析了农村正规信贷问题产生的原因,从政府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导和激励,发展多样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促进农村担保体系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等几个方面提出打破农村信贷约束的政策建议。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