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支嘎阿鲁”史诗母题探析

＂支嘎阿鲁＂史诗,有着其他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等,并有自己的独特性,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这些母题充分说明了＂支嘎阿鲁＂史诗的英雄史诗特性,也反映了彝族民间文学与世界英雄史诗的可交流性。对跨省传承的＂支嘎阿鲁＂史诗母题进行研究,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揭示彝族史诗的深层文化内涵。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英雄业绩特征浅析

“支嘎阿鲁”史诗,除有着其他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外,作为彝族英雄史诗,还具有明显区别于以蒙古—突厥英雄史诗为代表的、自己独特的英雄史诗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彝族“支嘎阿鲁”的英雄业绩在于个人的创造与对部族的拯救,而非部落的掠夺与复仇,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     

流传于云南地区的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热》研究——兼与贵州、四川地区版本的比较

在几部彝族英雄史诗中,流传最广(云、贵、川等西南彝族地区都有流传),影响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是<阿鲁举热>(贵州地区名为<支嘎阿鲁王>,四川地区名为<支格阿鲁>)这一部.这是同一部英雄史诗的三种地方变体文本,其史诗框架和基本内容大体相同,但在一些具体内容或篇幅长短、诗歌艺术特色上有些差异.这部云南版本<阿鲁举热>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其思想内容涉及古代彝族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地方,特别是在古代彝族先民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婚姻制度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认识意义.     

四川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艺术特色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彝区各流传有一部支格阿鲁的英雄史诗。四川地区流传的《支格阿鲁》(彝文版)这部英雄史诗的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承载,和表达十分丰富而不可替代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其宏伟壮丽而巧妙的结构形式、匠心独运的语言艺术和神奇浓厚的神话色彩为这部巨作最突出的艺术手段。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形象

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民族史诗之英雄史诗的范畴。本文拟从英雄人物形象分析这一层面入手,着重以《荷马史诗》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鲁为例,分析中西史诗的英雄人物形象。     

贵州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研究

流传于贵州地区的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以长篇叙事诗体叙述和描写了天地初开后、远古大英雄支嘎阿鲁测天量地、治理天地、制定历法、射日射月、移山填水战胜强大的敌人、降妖伏魔、统一彝族地区等许多伟大业绩。史诗结构宏伟,情节曲折而神奇。内容包括远古彝族先民的文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天文学、历算学、医药学及政治、经济、地理、美术、音乐、舞蹈、军事等非常丰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彝族古典文学。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艺术结构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与彝族的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各民族史诗中英雄史诗的范畴,这两部史诗内容丰富,艺术技巧高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它们的审美价值是多方面的,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充分说明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各民族的史诗文化虽所处的时代、历史、文化的环境不同,但由于人类审美心理的共通性,使得我们的史诗,这一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在艺术结构方面也表现出很多的相似性,这对于我们研究并探讨世界文化的成因与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本文拟通过对《荷马史诗》与《支格阿鲁》史诗艺术结构的分析,探讨这两部史诗在艺术结构方面的类同。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特征研究

在众多的彝族史诗中,《支格阿鲁》是一部杰出的英雄史诗,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价值,从彝族英雄史诗的文学普遍现象并参照其它史诗来看,这部史诗既有史诗的一般性特征,即内容十分古老、族群集体创作、充满神话色彩、富有神圣性及口传性,又有其独特性,即历史特殊性、创世性、文化英雄和理想化的人物等。史诗以叙事诗的形式讲述了远古英雄支格阿鲁的勇敢正义、反对邪恶、和平友爱等形象特征。     

龙鹰情节：支格阿鲁神性血统背后的族群美学观——以凉山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为个案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中人神支格阿鲁“射杀五日六月,降伏雷公,克风降雾,铲妖除恶,战天斗地,济世救民”的神话传说在广大彝区（川、滇、黔、桂）可谓家喻户晓,然而缘于长期族群迁徙所导致的彝语方言化,又使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不同的称谓。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该史诗在具体内容、风格和数量上的一些差异。不过,就总体来讲,还是一致的。综合各彝区关于人神支格阿鲁身世的传说来看,支格阿鲁是“龙鹰之子”的说话较为显著。于此,激起了笔者对于人神支格阿鲁神性血统中“龙鹰情节”的兴趣并期望能藉此作为论述的切入点,开启一扇窥探彝民族族群美学观的幽扉。     

支格阿鲁射日月故事同源与变异

支格阿鲁射日月是支格阿鲁史诗中的重要章节,由于缺乏必要的校勘和整理,在不同的彝区产生同源事件的变异流传。本文把各地版本作比较分析,展示射日月故事源与流。     

现代汉语助词“之”和“之×”方位词

现代汉语助词“之”用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构成“定语＋之＋中心语”偏正词组。吕叔湘等学者都认为“之”加单音节方位词能构成11个或12个“之×”双音节方位词,其实,在这12个“之×”中,有10个是定语标记“之”加“中心语”（单音节方位词）,是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只有“之后、之前”有时能够独立成词,但独立成词的“之后、之前”是时间词,而不是方位词。作为定语标记的“之”有时可以省略,时间词“之后、之前”中的“之”不可以省略。     

彝族支格阿鲁文化中的丧葬习俗及哭唱辞述略

从古到今彝族有一种比较科学的有生必有死的生死自然观。反映在支格阿鲁文化里的丧葬习俗有着水葬习俗和土葬习俗反映,而没有火葬的形式。这与近现代彝族丧葬习俗有较大的差异。支格阿鲁文化里也出现了大量的彝族哭唱追悼言辞。     

脂批中的“幻笔”是理解“钗黛合一”的关键所在

联系《红楼梦》文本、脂批和明清中长篇小说创作与批评的大环境,从脂批中的“幻笔”去分析“钗黛合一”是其关键所在。“幻笔”是指《红楼梦》在叙述过程中,从选材到情节设置,总是迂回曲折,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能够紧紧吸引读者的创作技巧。于宝钗和黛玉而言,则是指在小说情节发展进程中,二人由性格上的对立到心理情感需求上的和好,再到相契相知的起伏发展趋势。     

吴骞与《临安志》研究

吴骞是清代著名徽州籍藏书家,一生藏书无数,曾建造拜经楼以藏书。《临安志》为吴骞藏书的精华,其也曾以此为荣。通过对《临安志》的收藏,吴骞与黄丕烈、陈缱等人频繁往来,互相借鉴、诗文唱和,从而构成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吴骞去世后,其所藏《临安志》开始流散并被递藏：其中,（淳祜）《临安志》被陆心源递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成淳）《临安志》被丁氏递藏,现藏南京图书馆;（乾道）《临安志》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支格阿龙》与《玛纳斯》的史诗影响情况比较研究

《支格阿龙》与《玛纳斯》作为彝族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都在本民族民众中广为传诵,各自均已成为南北英雄史诗的典范,也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通过对这两部史诗发掘、整理和研究情况的比较,目前《支格阿龙》史诗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还无法与《玛纳斯》史诗相提并论。     

从天台智者“一念三千”到王昌龄“意境”说

在天台宗智者大师笔下,生灭示现之＂意＂与圆妙具足之＂境＂,两者非生非含、无前无后、互具无痕,其＂一念三千＂有关意念与境界的联合表述、浑融为一的本义推演,呈现出＂意境＂组合的雏形。天台智者的天才创意,开启了王昌龄等后学文士的＂意境＂思维法门,前者以佛理导入,后者在文意上定格,先后绘就了玄妙深绝、了无阻碍、不可思议的诗意图景。     

“六列”考释

曹植《叙愁赋》“承师保之明训，诵六列之篇章”句中“六列”一词，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认为“于此不可解”，而校改为“列女”。清代孙星衍曾指出“六列”是指《列女传》中的六篇。此外，“六列”有时还是帝王后宫不同等级妇人的总称。     

论魏晋文学中的死亡想象

魏晋文学中的死亡想象是一种特殊的表情方式，作者借悲伤的歌诗艺术而实现情感净化与自我慰藉。它沿曹植一陆机一陶渊明的大致走向而展开，渐次深入作者的心灵世界，既呼应了此期尚悲的社会风习，也无形中加速了对建安风骨的背离。     

《文心雕龙》中“神思”范畴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以《文赋》为蓝本,集庄子、曹植、陆机和宗炳等人的文艺思想之大成,创造出一个深刻而完整的“神思”范畴。“神思”范畴阐述了艺术创作思维发展的全过程：创作主体以“虚静”的心理状态为起点,受外物感兴达到“神与物游”的思维状态并获得审美意象,最后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虚静”、“神与物游”、“杼轴献功”等与思维相关的概念依次递进并相互统一于“神思”范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