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生态伦理充满着对大自然的伦理关爱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之思。本文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 ,“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论和“民胞物与”的义务论三方面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的思想 ,以期对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有所帮助     

论儒家的生态伦理自然观——“时中”生态智慧与同心圆生态模型

儒家重“时”尚“中”,其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是“时中”。儒家生态伦理自然观具有两重内涵,一是贵人而不惟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情感立场,二是尽物而亦爱物的待物有别的生态伦理价值选择。在生态文明特别是生态伦理的意义上,两者都遵循着同心圆的生态模型。基于此,儒家的生态伦理自然观对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源意义和启发作用。     

儒道生态理念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构建

建立生态文明，必须着力培养人们的环保意识，形成新的生态伦理。“仁爱万物”、“天人合一”、“取物不尽物”和“取物以顺时”的儒家生态理念，以及道家主张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价值观、“自然无为”的法则、“无以人灭天”的态度，对于增强全民族的生态环保意识，构建现代生态伦理具有重大意义。     

试评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以“仁爱”思想为基础 ,以“爱物”为原则 ,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境界 ,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生态伦理原则。发掘和弘扬儒家的生态哲学思想 ,对于建构新的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相天：王夫之思想体系的终极关怀

在反清复明无望的情形下,王夫之转入了重建儒家文化,这就是他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其重建儒家文化的目的在于剔除儒家中佛教等其他学派的负面因素,提供一个帮助人们建立健康道德和宇宙和谐的新伦理体系。他以张载的“太和”为最高目标,以庄子的“相天”为其方法,展开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他分别从“自然之天”和“仁心之天”的角度提出相天的必要和方法。前者在于利用人的智慧创造发明,补充天之不足;后者在于以礼义节制人的行为,扩充仁爱和和谐。他相信只要人们能够坚持履行儒家的礼义,气质可以改变,而神气可以得到保持。即使形体消散,自己对宇宙所贡献的那一团和气(神)仍然会造福后代。这样,才完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儒家生态伦理研究简析

文章从四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儒家生态伦理的研究进行梳理与比较：一、“天人合一”——儒家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二、儒家“人的伦理”到“生态伦理”的推演：一种思路是将“仁”视为天道与人道共有的德行,从而直接导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另一种思路则由“天人合一”中所包含的人际伦理关系来层层导出生态伦理。三、“乐山乐水”——儒家生态伦理的情感。四、国外学者关注点以及国内外研究比较。     

略论《诗经》中的生命伦理意蕴——以“生”为视角

《诗经》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意蕴。《诗经》不仅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事实上也是整体儒家生命伦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诗经》内蕴着“天道”在“生”的思想,将“天命”赋予“生”之德的内涵,是以天人共“生”的德性内容来诠释“生命”概念的。对人而言,生命之完善及其意义彰显即在于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德”涵养自身,这也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在现实的层面,《诗经》基于人的真实性情来突显生命的本真状态,并以“中和”之品格提示我们完善生命的根本方式,《诗经》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我们,养生的根本在于德性的修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代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形态,长期被局限于儒家美学理论领域中,带着深厚的道德理性色彩,强调雅正之美。本文在生态美学视野下对“中和之美”重新解读,恢复其完整的美学内涵。“中和之美”包含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发轫,其大道本源性的思维模式和对待自然的审美化态度,具有现代意义,在实现古典美学形态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理论资源的有益补充。     

公共政策价值定位和价值抉择的解析与研究

基于对“天之道”与“人之道”的涵义及其关系的诠释,公共政策的价值定位和价值抉择的核心取向是“公共性”,这种取向从发展现的意义上说就是走向“共同富裕”。具体表现为：作为社会行为目的的主观价值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及其转换;作为社会发展作用机理的不平衡规律与平衡规律的辩证关系及其转换;作为社会发展伦理状态“善”与“恶”的辩证关系及其转换。同时,该项研究还涉及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论点摘编

“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刘立夫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撰文指出,“天人合一”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但对其内容却是见仁见智,并无定说。如果将其思想核心确定为“合”、“和”或者“和谐”,不会引起多少争议,但如果将它说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则很难让人信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在历史上每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几乎都难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天人观,论其要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天人相类、天人一体、天人同性、天人同理等几种类型。在价值倾向上,儒家的天人合一主要是政治性和伦理性的,儒家主要把天作为“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义理之天”来看待;道家的天人合一主要是境界论上的,道家的天多含“自然之天”的内容;道教的天人合一论则既是自然主义的,又是泛神论的。无论在哪种天人观念中,“天”都具有绝对性和权威性。所以,中国哲学家论天道均不是目的,其落脚点必是人道。天人合一的理论尽管也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以政治、伦理和精神境界为本位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才是天人合一论的核心内容,其思想资源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意义大得多、宽得多,也复杂...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试论伦理生态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极端“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酿成了极为严重的主体意义危机、生态伦理危机及社会伦理生态的结构性危机。扬弃这些危机的和谐社会理念不仅为新的伦理生态环境的形成确立了三大伦理关系并奠定了各伦理要素之间的和谐基础,而且也为之确立了总的发展原则并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主动地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伦理生态环境,要求我们重建伦理—文化生态、伦理—经济生态、伦理—政治生态以及伦理—社会生态。     

试析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是一个同情动物的学派,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生态伦理观具有“爱有差等”的特点。这一特点由其“天人合一”的整体之学提供形上依据,由其“人最为天下贵”的理念提供内在的价值尺度,由其“同情同类”的道德心理作为情理基础。在现时代,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日益显示出对于人类生态实践的巨大意义,具有丰富的文化理论价值。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胡塞尔现象学:叙事伦理的奠基与预演

叙事活动具有建构价值秩序之功能.叙事伦理是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伦理学转向”兴起的新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意味着一种批判性地料理现代知识的态度与方法,同时也体现出某种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重建人文价值的努力.本文通过对“现象”、“朝向”、“意义”、“总体性”、“普遍陈述”、“生活世界”、“交互主体性”等七大胡塞尔命题的解释与修正,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的伦理面向,对叙事伦理研究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方位有着非同寻常的定向作用,并为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之结合,为理性伦理转换为叙事伦理,作出了别出心裁的铺垫.     

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本体诠释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本文从五个方面解析了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认为他的本体诠释学从多方面沟通了中西哲学,他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并提出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知识与价值合一的心性论和儒家道德的辩证观及管理哲学的伦理工程,努力达到对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进而走向世界。     

伦理信任消解的社会学检讨

伦理信任,既是行为自由方式,也是社会精神结构。作为前者,其具体形式是“己-他互利”的道德信任或“纯粹利他”的美德信任;作为后者,它是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并构成制度、法律、规程建构的本质规范及实践指南。伦理信任的精神本质是“平等-共生”,它遭遇解构的表现形式是道德沉沦和美德消隐,但实质却是“平等-共生”精神结构解构。解构伦理信任的社会方式有两种,即前结构性解构和结构性解构,前者是政治以颠倒伦理的僭越方式设计和创建无伦理信任精神结构支撑的制度、法律、规程,使社会只有刚性的形式秩序;后者是指以伦理信任精神为指南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在运作进程中遭遇畸形变化的世界力量解构了其深层社会精神结构。两种方式都源于“财富-权力”结构的垄断。因而,改变伦理信任消解状况,重建伦理信任精神结构和伦理信任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财富-权力”结构问题。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天人关系与神人关系的异同

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分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关系.儒家的天的概念包括了自然之天、神性之天和伦理之天的含义;基督教之神具有自然属性、道德属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等属性.儒家的人主要是指人性问题和人的道德实践问题;基督教的人是基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文化母题,来探讨人的理性、有限性和人性的阴影.儒家的天人关系是"天人合德",强调的是人与天、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强调神是绝对的主宰,人必须完全服从,信上帝和爱人如己是基督徒的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