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

东汉时期,祭祀山岳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在汉碑中保留了一些当时山岳祭祀的史料.据汉碑与文献的记载,东汉山岳祭祀成为国家祭礼一部分.东汉国家实际控制对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的祭祀.在祭祀名山的方式上,有定期祭祀和以求雨为目的的祭祀.定期祭祀名山具有完善的礼仪,并在祠庙中举行祭祀活动.由于东汉人对山岳具有虔诚地崇拜意识,所以山岳祭祀成为当时重要的礼仪活动.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谶纬与东汉学术

东汉学术约略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学.今文经从西汉即立为博士,东汉延续了前世的传统.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却也甚受官家重视.不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地位都在谶纬之下.本文阐述了谶纬在东汉政治与学术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今古文经学的勾连、纠结、融通,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儒学在东汉时期的复杂思想面相.     

东汉文学思想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东汉二百年间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走过了由政教附庸到独立自足的艰难历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新旧文学思想交错推衍,纠结前行,到东汉后期,文学终于坚定地走向了它自身。东汉文学发展史中的几个趋新的文学现象——理论阐述的文学思想与同时期文学创作倾向不完全同步,谶纬思潮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文学创作中越来越重视个人情志的抒发,以及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倾向,尤具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它们不仅是东汉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理论内涵,也对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具有理论启示意义。     

王充文学思想的求实本质与创新精神

东汉前期谶纬神学最为盛行，反谶纬的思想也潜滋暗长，人文主义传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论衡》将这一思潮推向高峰，王充文学思想的异端色彩也表现出全新的特点     

两汉谶纬考论

"谶"与"纬"的思想观念,在两汉时期有一个由分立而化合的过程。古今学人往往笼统讲说汉代"谶纬",并不符合实际。谶验观念始自远古,至汉末一直存续,从未间断。谶至汉初,伴随着经学兴起而发生了新变——以谶辅经、以谶释经。此一现象肇始于文帝时,至汉末一直存在。东汉明、章之后,以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所形成的《白虎通》为标志,确立经、谶互释为正统思想。而其远源,实在汉初。考察谶、纬之发生演变史,实际上有谶而无纬。东汉后期出现的所谓"纬",实际就是谶,其实质是以谶"纬"经。历来通行的"谶纬始自哀、平之际"的论断,不仅曲解了张衡,也淆乱了"谶"、"纬"的概念,更与西汉思想发展实际不符。     

高诱思想述要

<正> 汉、魏之际,我国古代思想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一方面,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一个与旧哲学有较大差别的新哲学正在酝酿和萌芽之中;另一方面,被两汉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的经学已失去了信仰,一个与旧经学有较大不同的玄学思想形式正在孕育和形成着.这种趋势的出现,固然是由于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和东汉政权衰亡的结果,同时也与一批思想家敢于反对神学迷信,突破儒家经学的藩篱,注意先秦诸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在东汉总人口数比西汉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湖南四郡的人口却出现了快速增长,总户数由西汉时占全国总户数的1%上升到了6.7%;总人口由西汉时占全国总人口的1.2%上升到了5.7%.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大量迁入;湖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北方而言未受到大的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及由赋税的相对优惠到"可比汉人,增其租赋"政策.等等.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董仲舒的“天”论对东汉时期天道观的影响

天人关系在东汉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与“天人相应”完全不同的性质。从董仲舒对“天”的性质的论述入手，可以说明西汉与东汉在天道观上的差异。     

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