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衡平略论

本文认为 ,完善的法治需要法律衡平 ,法律衡平的理论及制度实践是人类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衡平理论改变了我们对司法功能的传统认识 ,并推动了司法独立的历史进程 ;法律衡平使我们重新认识法官的角色、活动及其对法官裁判的价值评判标准及结论。文章认为 ,更高素质、更重大的责任、更重要的社会地位的法官队伍的培育 ,是法律衡平从而法治化成功的必要保证。文章还强调 ,衡平观念、理论的认同及制度化程度 ,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法治化走势及进程     

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刍议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衡平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谋求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负有的旨在维护和促进公共秩序、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义务。鉴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对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应当充分考虑其经营、发展特点,以此为逻辑起点来寻求中小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合理衡平。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立法约束层面,在路径选择上应注重其基本法律义务的履行。     

由“彭宇案”看裁判诚信与依良心审判--兼谈《民诉法》第13条第1款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

“彭宇案”折射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和对裁判诚信的期待。《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诚信原则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包括法律宣示意义上的间接适用与裁判援引意义上的直接适用：前者毋庸置疑但不宜滥用,后者看似很美然功能有限。裁判诚信要求依法尽职裁判、禁止突袭裁判和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对法院和法官具有诚信引导、解决民诉法“体系违反”、衡平各方诉讼利益、事后惩戒等功能。裁判诚信的本质,是依照法律和程序,在遵循法律原则适用即衡平方法前提下的依良心审判。     

由“彭宇案”看裁判诚信与依良心审判——兼谈《民诉法》第13条第1款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

＂彭宇案＂折射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和对裁判诚信的期待。《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诚信原则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包括法律宣示意义上的间接适用与裁判援引意义上的直接适用：前者毋庸置疑但不宜滥用,后者看似很美然功能有限。裁判诚信要求依法尽职裁判、禁止突袭裁判和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对法院和法官具有诚信引导、解决民诉法＂体系违反＂、衡平各方诉讼利益、事后惩戒等功能。裁判诚信的本质,是依照法律和程序,在遵循法律原则适用即衡平方法前提下的依良心审判。     

论公共秩序保留的功能与限制

公共秩序保留具有消除隐含在冲突规范中的某种危险性的功能,并作为国际私法的安全阀而存在。但由于公共秩序保留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常常会滥用这一制度。各国主要从立法措辞、立法标准、排除外国法后应适用的法律等方面加以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我国也应该结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合理、正确地进行立法。     

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价值抉择与体制完善——中国(深圳)对外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抢注商标被撤案简析

中国（深圳）对外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抢注商标案件终于有了一个“说法”。通过该案,我们至少可得到三点启示：商标法律制度具有衡平社会利益、合理配置权利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市场法律的程序性、谦抑性及效率性亦是法律正义的体现;诚信原则和“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等条款在商标法中的应用,还应该细化出具体的条款     

衡平思想之功能证考——以不当得利原则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衡平意指"公平""正义",是实质正义的代名词。由于不当得利侧重追求公平的价值,因此衡平思想所蕴含的基本理念构成了不当得利原则的精神内核与实质内容,是不当得利原则发展史上一条若隐若现但一以贯之的线索。在民法法系国家,衡平思想促成了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一般化,并在蜕变为不当得利原则具体的构成要件后功成身退;在普通法系国家,不当得利原则借助衡平思想发展成概括性条款的痕迹更为明显,并且由于其特殊的司法传统,在具体案件中仍然作为一种法律方法、途径或手段得以保留,彰显实质正义之功能。     

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及其司法适用

从论证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法创设功能入手,发挥其作为概括性原则的成文法漏洞补充作用。但是又反对直接引用诚信原则作为判案依据,主张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来实现法律规则的具体化,从而避免法官简单地向一般条款逃避。笔者又试图通过三审终审制的构建,来实现诚信原则被具体化以后具体规则的类型化及统一化,从而对法官可能滥用诚信原则作必要的限制。     

论法律中的利益衡平

法律关系其实就是利益关系，法律则是调整利益关系和分配利益的重要手段，由于利益冲突的普遍性，利益衡平便成为法律中的一个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问题，法律实质上就是对相互冲突的利益，通过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理性权衡，以及对权利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综合协调，在衡平基础上作出的价值选择和权衡安排。     

法律进化论及其对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传统法律进化论是在对建构论唯理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多贬抑理性的作用,从而走向了与法律建构论者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因而有必要确立“科学的法律进化论”。在民法典的编纂问题上,应以科学的法律进化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并通过一般条款、判例法和习惯法这些工具,适当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此克服法典所固有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