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消费结构演化研究:理论与实证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的生活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的深化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收入比有所扩大。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影响消费结构的演变。城镇化率的提高导致消费结构升级,在一定范围内城乡差距也会引导消费结构的演变。城乡融合发展在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激发农村的消费潜能,扩大内需,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让农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扩展农民的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人的发展。     

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收入与职业分化视角的分析

提升村庄治理质量的目标之一是要提高农民生活满足感。本文利用四川、陕西、甘肃和宁夏的农民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模型探讨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并从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视角分析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庄治理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进一步从收入分化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中等收入的农民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低收入农民,最小的是高收入农民,从职业分化的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纯农业型农民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非农业型农民,最小的是兼业型农民。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强化村庄治理质量,重视农民收入和职业分化以增进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     

关于健全经济增长成果城乡共享机制的思考——以促进上海郊区新农村建设为例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上海经济的发展给城市带来了活力,也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但数据分析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郊区农民在上海转入高速发展期后并未能更多地共享上海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缩小后拉大,郊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居环境尚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大等。文章就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如何让农民更多地共享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进行了探讨。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     

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成因与对策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我国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与发展，整个农村经济体系已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并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农副产品产品增长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绝大部分农民均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农业逐步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然而近年来农业效益持续下滑，农民边际收入递减，收入差距 扩大，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启而难动的问题日显突出。因此，探析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增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五”期间提高福建省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

通过对福建省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查 ,认为目前影响福建省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包括 :(1)生产条件 ;(2 )生产管理 ;(3)医疗卫生教育文化 ;(4 )生态环境。提出了“十五”期间提高福建省农民生活质量的对策 :(1)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的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 )发展农村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3)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4 )改善农民膳食结构 ,提高农民健康水平 ;(5 )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6)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     

对我国农民收入状况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增加 ,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是在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 ,我国农民收入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内部分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5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等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农民;城镇化有助于壮大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会加剧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在此基础上,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不断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对策。     

河北省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河北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基本数据,用典型相关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河北省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民生活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解读2001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

２００１年上半年我国农民的现金收入 人均为１０６３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０元,实际增长４．２％,增速回升２．４个百分点。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得以恢复性增长,主要得益于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回升和外出务工人数增加。 一、家庭经营收入增长３．９％ 上半年,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人均为 ６１２．３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３元,增长３．９％。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售农产品收入的恢复性增长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继续平稳发展所致。 （一）出售农产品收入恢复性增长。上半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为４３１．５元…     

以产业发展推动贵州省城镇化建设

产业的发展是驱使城镇化发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产业不发达是制约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应根据贵州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促进能源产业建设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促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逐渐转变,从而推动贵州省城镇化的发展。     

消费增长、分配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的作用是积极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仅会使大量投资形成产能过剩,而且会导致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增长艰难。中国必须把扩大消费定位于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而且应将消费总量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打造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会抑制消费增长,严重弱化经济增长的内生拉动力,更会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突出,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应从以下几点着手: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服务业发展,加快消费升级;建立健全各项政策法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在掌握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来看,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结构来看,土地流转收入增长迅速,土地征收补偿收入占比逐渐降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以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最后基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视角提出:完善财产权制度设计、提高市场化制度水平、注重外来资本适当引进、提高地区农地产出效益等治理对策。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深化农村改革 增加农民收入

1978年后,由于家庭经营地位的确立,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有了很大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再加上国家较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多种因素作用,使农民收入结束了长期迟滞增长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收入的增长不仅对农民的消费结构、积累行为产生了积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特征及启示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收入来源、收入阶层及区域3个维度。在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进而逐渐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对增收贡献度最大的收入来源;在收入阶层方面,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长偏慢,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增收动力结构差异明显;在区域方面,各地农民增收动力结构呈现出不同模式,收入增速地区差距较大并由此影响到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性特征的形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农民自身禀赋、“三农”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既能总结农民增收的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农民增收中存在的财产性收入贡献度低、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今后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增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     

浅谈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趋势及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调整分配关系入手,使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繁荣和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特别是“十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在积极推进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中,将实现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提速作为工作重点,不仅使全区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和位次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前移,而且通过收入的提速,在加快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小康进程上缩小了与先进地区的差距。     

增加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障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

在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增收愈发困难的背景下,农民财产性收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收入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的不完善,加之市场缺陷和农民自身因素的制约,致使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近年来虽然增长较快,但来源单一,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较低,且地区差异较大,结构性矛盾突出。清晰界定农民财产权利,保障和提高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     

农垦职工:不该被社会遗忘的群体

近年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因素,农垦系统经济发展滞缓,经营效益下滑,职工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缓慢。农垦职的收入与全国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职工收入间的差距日趋扩大;部分垦区职工的收入不仅低于当地国有单位职工收入水平,甚至低于当地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