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吸纳民意机制之建构

司法裁判领域中的民意存在的问题有：民意表达欠缺合理性基础、正当的民意表达与不当干预并存、法院对如何处理民意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有必要建构一个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机制,从民意书的主体及表达方式、民意书的提交与公开、法院对民意的回应等方面规范民意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在司法裁判中吸纳合理的民意成分,确保司法裁判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程序机制分析

保持司法的人民性要求司法裁判吸纳民意,而司法裁判吸纳民意需要相应的程序机制。陪审制度的本旨在于掖助司法裁判对民意的关照。然而,中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远离了陪审的本意,沉沦于三方诉讼构造,无能于有效传达民意。只有本诸陪审之本旨,解构现行陪审制度,实现人民陪审员的解放、司法裁判权的释放和人民陪审员选任权的下放,从而转换诉讼构造,才能形成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程序机制。     

涉诉民意与当前司法应对

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不公平和司法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催发了民意对于司法的空前关注。涉诉民意以网络平台为重要载体,以意见领袖为核心,呈现复杂态势。司法应该在坚持审判独立的基础上,采取"回应型"司法理念,建立吸纳整合民意的参与机制,以公开透明的程序,以每一个案件的公正审理赢得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论司法运作过程中的网络民意搜集与判断

有效吸纳民意后的司法良性运作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是司法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当前司法运作中的网络民意由于纠结于法律价值与社会事实之间,难以顺应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与司法民主化的时代要求。体现在司法运作中,有效吸纳网络民意对于司法有效运作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而在事实层面,如果对网络民意缺乏有效的搜集与判断将导致吸纳民意的司法运作并不一定就能作出公正的裁判。因而,陪审制并没有完全化解这个矛盾,而鉴于陪审制在现代司法民主制度中的不可撼动的地位,现实可行的办法是做好网络民意的搜集和判断,在回应司法民主价值诉求时也有效避免网络民意的弊端。     

司法的公众参与:司法回应民意的原则与机制

从保障司法的公众参与角度,研究司法为何和如何正确积极地回应民意,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回应民意机制,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司法回应民意应坚持司法独立与依法审判原则、理性与客观公正原则和程序正当与审判公开原则,并改革司法旁听制度,落实公民法院旁听权。移植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拓宽法院吸纳民意渠道,参考吸纳理性正确的民意,改革和完善法院案卷信息和司法记录公开查询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建立法官、民意与判文解释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适用机制——化解司法和民意冲突的第三条道路

在我国,司法解释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判文解释不属于司法解释,因而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的能动性常常受到抑制,多数法官只是机械地适用法律,这就远远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的司法需求。这样一来,严格依法办事的结果与＂民意＂相背的情形难以避免。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吸纳民意已成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司法和对司法实施监督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正确认识司法实践中运用判文解释的必然性,探讨其与吸纳民意的内在关系,并通过法官建构判文解释以有效吸纳民意,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司法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从冲突功能论看司法如何“扬弃”民意

刘易斯·科塞的冲突功能论为提出"司法扬弃民意说"提供了研究范式。我们从民意之于司法的角度分析其功能,包括民意影响司法理性和司法公正的负功能;民意制约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为司法提供多元参考价值、增强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正功能;进而为司法吸纳民意趋利避害提出扬弃的策略,包括对民意的甄别、民意的引导以及与民意的交流及反馈。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刍议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民意与司法裁判博弈的法律现象被不断复制和演化,民意的热度参与在促进司法改革及提升司法裁判品质的同时,亦可能贬损司法独立和侵蚀司法公正。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司法裁判如何合理、有序吸纳民意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不可回避的问题。     

司法如何面对民意——对2001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案件”的分析

司法的三个维度要求司法必须吸纳、回应民意,但又必须与民意保持一定距离。对民意案件的社会背景和案件情况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其在分布、类型、元素、效应等方面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正确认识并反思民意案件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司法应对民意的策略,可以促进法治建设的进步。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的缺陷、不足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建构在于原则与制度的有机结合。民意和刑事司法应该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震动,降低社会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民意成本等）,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民意与法官的职业化思维

司法民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一种于司法有益的支配力量,也可能损害司法公正。这种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民意与法官职业思维的不同。在对案件裁决的过程中,法官的思维首先应当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思维模式,其中还应该包括对可能影响司法结果的民意保持警惕。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权独立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新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人们参与法治建设、交流讨论典型司法案件、表达观点的平台。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司法过程和裁判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舆论影响。目前我国舆论监督体系缺乏制度规范,对司法独立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网络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与司法权独立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同价值目标,决定了必须在舆论和司法之间培育起健康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寻求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既保障开放的舆论空间,又坚持司法权独立运行。     

冲突与协调:司法应对民意的理性思考

司法要不要考虑民意,与如何看待司法理性有关。从功能理性的角度分析,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就是在司法过程中准确地界定法律规则和民意的地位与功能,使其能够在各自范围之内得以适当的发展。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民意对司法产生的效应和影响,提出通过养成法官公共理性、以正当程序疏导民意、认真对待公民诉权等措施对其予以规范,从而培育司法的功能理性。     

论智能舆论场

无论是反映论舆论观还是媒介主义舆论观都有内在的冲突性和不适性,难以对复杂的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智能技术宏观上从场边界消解维度和场边界再融合维度重塑舆论场边界,微观上从智能功能延伸维度和智能功能性联结维度重塑舆论形态。为了规范智能舆论场,必须用法律保障各种智能舆论主体平等的传播地位;既要加强主流媒体传播力建设,又要加强自媒体传播力建设,不断提升舆论质量;加强智能技术伦理与法规建设。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及出路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困境是司法、社会、政治多重形塑的结果。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当树立"服务型"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即建立"服务型司法"及其运行体系,通过服务民众、回应社会需求,以实现社会管理。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需秉持"多元化观",即创新的方法、途径、理念不应单一化,应整合不同管理资源,考虑不同管理观念。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须遵循司法规律,这也是司法机关的基本底线。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秉持"谦抑性"品格,即恪守有限性、必要性、包容性。     

简繁之争的舆情分析

文章在较全面分析汉字简繁之争舆情的基础上,对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对论争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根源予以了剖析。文章认为,民众语言文字常识性知识匮乏,论争难以在同一层面形成交锋;语言舆情的研究要引入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把握大众媒体传播特点。     

网络社会司法公信力建设——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型的关键期,网络社会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信息表达、商谈互动方式,也使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具有新的特性、形成新的挑战。随着司法权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运行,司法权自身大致经历了从司法权力(强权)到司法权威再到司法公信力的变迁。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从司法权力到司法公信力的递进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和路径,社会形态结构以不同的方式型塑着司法并与之产生一种互动效应。基于网络社会特性所产生的聚焦效应、极化效应、反沉默螺旋效应及循环反馈效应,通过信息传播、互动交流及固化定型作用于公众的司法认知心理。在应对双重转型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挑战时,除应从司法主体自身的信用能力、信用责任等内因入手外,也应重视公信力生成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从三方面着手:探索网络社会特性,引导、规制网络社会,推动网络社会规则形成;秉持司法独立,推行司法公开透明,增进理解信任;保持开放心态,拓宽沟通渠道,强化互动协商。     

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舆情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探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舆情的呈现日益显在化,教育舆情的类型日渐多元化,教育舆情的演化日趋复杂化;与此同时,教育舆情处置面临着教育舆情风险不确定性增大、教育舆情冲突破坏性加重、教育舆情危机化解难度升高等诸多新挑战。应该针对当前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舆情生成与演化各阶段的特点,做好教育舆情态势的识别与研判,抓好教育舆情风险的预警与防范。同时,明确教育舆情危机应对的责任主体及其处置权限;及时发声,回应社会关切,掌控舆情走向;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平息舆情危机;妥善做好相关善后事宜,防止舆情反复及次生舆情事件的发生。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试论裁判文书与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它至少包括三个必备的结构性要素:司法自制力、司法判断力和司法排除力。裁判文书作为司法公信力的载体,是在实践中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它应当全面记录裁判过程,展示程序公正,以增强公众对司法自制力的信任和信赖;它应当论证说理,展示裁判理性,以增强公众对司法判断力的信任和信赖;它应当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以增强公众对司法排除力的信任和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