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司法的公信力及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信息失真"

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承载着树立法律权威、实现社会正义这一神圣使命 ,而只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司法公信力的取得不仅需要有适当的“软环境” ,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硬件基础”。能够产生公信力的司法是司法的“应然”状态 ,同时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在司法权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由于司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以及一些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的存在 ,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信息失真”。对此 ,一是要树立程序正当观念 ,二是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来制约权力的滥用 ,以遏制司法腐败现象     

加强司法公信力外部环境建设的若干思考——以社会认知为视角

司法公信力立足于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司法公信力问题绕不开社会认知,司法公信力高低与否,社会公众具有话语权。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单是审判机关的事,司法权的运行不独立于外部环境,外部因素对司法权力健康运行也格外重要。完善立法、强化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培养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是加强司法公信力外部环境建设的良好对策。     

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关键拼图——以云南祥云巡回法庭“便民司法经验”为中心的分析

中国式能动司法发展已有多样的的实践形态。云南祥云'便民司法经验'代表的乡土巡回司法活动,因司法机关主动承担当事人部分诉讼成本的转移、质朴本色的人民司法群众路线工作理念和方式、司法权外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入等制度特性而区别于普通庭审。乡土巡回司法制度兴起和发展,对接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战略需要,继承红色司法内在精神、适应乡土社会法律生活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偏好、有效融和政务型司法法律文化传统、展示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既有政治优势、助力乡土社会权力体系重建,从而在个案实效外产生政治溢出效应,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是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关键拼图。     

司法公信力生成基础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法治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的反映国家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信用、信任关系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司法文明的产物。司法公信力生成需要契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需要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认同,需要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需要有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保障,只有这些基础性条件具备以后,司法公信力才可能逐步孕育并发展成熟。同时,司法公信力在其生成演化过程中也不可缺少理论层面的论证与支持,社会契约论、法治理论是促成司法公信力生成的理论基础。     

论美国联邦司法权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

美国联邦司法权产生于西方近现代的三权分立理论之中,在经历了分权和制衡两个阶段的发展后,由于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权的自我宣布,才最终成为托克维尔笔下的"强大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法治与民主,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原则的互动与冲突中,司法权在不断加强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美国政治的同时,外部的制约和自身的弱点也构成了司法权"自我膨胀"难以逾越的障碍。     

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维度。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借助对象是法官群体。从法官品质的角度分析,问题主要存在于法官职司职业水平失范和外在形象要求失范等方面。因此,法官只有掌握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实现自我管理才能全面提升品质,达到符合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提升。     

论选择性司法与过分司法的抑制

司法是法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司法通过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宣示法律,引导民众知法、懂法、守法,树立法律权威性,培养司法公信力。选择性司法和过分司法现象植根于我国现实土壤,其背后凸显的是司法权力的滥用,它扭曲民众对法的认知,妨害民众对法的认同,损害司法公信力建设。司法需要尊重和权威,更需要谦抑和自控。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抑制司法权的滥用。     

略论司法公信力之构建

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信用体系即司法公信力,是建立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司法公信力的养成则是构建法治国家的基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既需要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也需要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既要科学完善的体制和工作机制,也要有良好的司法环境。     

“从契约到身份”——数据要素视野下的商事信用

数据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之一,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数据要素的主要特性是充分体现各类社会主体的专有信息,全面、准确的信息是识别主体信用的关键。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数据具有个性化和社会化两种特性。大数据时代的商事信用不依赖于主体自身的主观因素,而是由其客观信息和数据如实反映出来。商事信用呈现出个性化、差别化特征,不同身份主体的商事信用程度不同。在数字时代,每个人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攫取者,而这都是与其身份密不可分的,在所有社会交往特别是商事交易中,实现了"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算法决策在商业活动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信用在交易中的作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给信用制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人与技术的关系：透视网络道德的重要视角

网络技术作为一种信息新技术,构成了以虚拟性为特征的新的网络社会形态,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道德问题.正确理解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网络道德的基础,网络社会的利益冲突是网络道德的根源,虚与实的相接促进了网络道德与现实社会道德的互动.     

论刑事申诉中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程序,在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刑事申诉后,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予以受理,但是我国现阶段对刑事申诉程序的重视还不够,刑事申诉案件提起主体混乱、刑事申诉案件管辖规定不明等。同时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不够、司法不公开、舆论绑架司法、司法行政化色彩严重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释法析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极大降低了司法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因此,我国刑事申诉程序应当选择刑事申诉公开审查的模式,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保障司法公开与公正,正确引导媒体舆论,积极推进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提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裁判释法说理的能力,积极树立刑事申诉中的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的内涵解读、现状问题及构建路径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活动所具有的信心、信赖状态,它是确立法律权威的必要条件,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本保障。司法公信力的构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能实现社会控制、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平衡,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诚信法律体系以及实现良性司法权运行机制。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法律信仰等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相关因素,然而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令人堪忧,现行法律制度存有缺陷,公信力不高,并遭受种种困境。构建我国司法公信力,应该积极推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建立独立的司法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和优化司法体制内外的民众参与模式,并创设健全的司法公信力评价体系,以促进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养成和提升。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试论裁判文书与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它至少包括三个必备的结构性要素:司法自制力、司法判断力和司法排除力。裁判文书作为司法公信力的载体,是在实践中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它应当全面记录裁判过程,展示程序公正,以增强公众对司法自制力的信任和信赖;它应当论证说理,展示裁判理性,以增强公众对司法判断力的信任和信赖;它应当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以增强公众对司法排除力的信任和信赖。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的缺陷、不足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建构在于原则与制度的有机结合。民意和刑事司法应该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震动,降低社会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民意成本等）,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试析法与正义冲突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法和正义相冲突的原因存在着深刻的背景性因素,那就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改革及职业化进程与我国社会文化环境因素还存在不尽协调或者说是未完全磨合的地方.我们应该在承认司法和正义各自具有独立意义的基础上,在各种层面协调两者的冲突关系,探寻一条和谐互动的道路.司法机关切实做到便民利民,具有人文情怀;增强法官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司法为民的整体能力;加强司法的公开与透明性;建立司法与媒体的协调合作机制;加强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提高网络社会领导力的路径探析

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加强对现实社会治理、加强对现实群众领导的同时,必须顺应网络社会的特点,提高对网络社会的领导力。要求树立平等、开放、自信的理念,融入"互联网政治"新空间;主动抢占网上制高点,提高对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积极应对网络民意,开辟与网民沟通的新渠道;消解网络广场效应,引导和平息公共舆论事件;善于调动网络民间力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这将使互联网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正能量,凝聚各种力量"顶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网络环境下现代社会冲突的特点及化解策略

网络连接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它是社会动员的重要场域,并越来越成为民众的诉求渠道。它可以引爆或加剧社会冲突,也可以化解或缓和社会冲突。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冲突事件的组织性增强,政府解决社会冲突的难度加大。要化解网络环境下的现代社会冲突,政府必须重视民生,建立通畅的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网络舆情的处置力和引导力,树立政府网络舆论的权威性。     

马斯洛“科学心理学”的理论探讨

马斯洛的“科学心理学”在对心理学主流科学观进行批判与解构的基础上,对“科学”进行了历史与心理向度的本真还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元科学视域下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创获。马斯洛以他的需要层次论、自我实现论、高峰体验论等为理论资源,对需要、动机、焦虑解除等在科学研究的作用做了心理学的说明,他的“科学心理学”对国内研究的开启或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论纲——“诉求—回应”互动模式的视角

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指向六大基本问题:为何回应、能否回应、如何回应、回应如何、回应提升与回应控制。相应次级表述为回应原因、回应能力、回应力度、回应效果、回应能力提升和回应力度控制。司法的社会回应力是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关键性构成要素,而回应力是由回应能力和回应力度构成,分别对应能力维度和理性维度。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实质在于其所内含的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亦即司法通过司法场域依据现代法律规范的社会问题反映、集中与解决。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效果通过回应风险的评估和社会满意度的评估两个维度得以体现。中国司法如果在将来具备了同构于系统论者阐释的反思性,那么将会不断创新回应社会的新范式,且提升回应社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