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的理论建构:从内涵到功能

在信任的谱系中,政治信任是一个重要维度。对其基本内涵的探讨构成政治信任研究的一个元问题。就其本质含义来看,政治信任通常体现为肯定性的政治态度、信念和评价。从结构形态看,主体是政治人、客体是公共权力、介体是积极言行、核心是公共利益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基本结构。实践表明,政治信任具有提升治理绩效、增强参与动力、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功能。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及修复机制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由于受到经济体制转型、政治权威合法性转换及民众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等因素的影响，政治信任面临流失的困境。因此，如何修复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成为当务之急。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三方面修复政治信任：一是基于归因理论的民众认知修复，二是基于社会平衡过程的关系修复，三是基于情景因素的制度修复。     

论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力体制

作为政治权力取得、分配和行使的制度化安排,政治权力体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权力的取得与分配,是政治权力体制的基础和支柱;政治权力的行使则是其外在表现。政治权力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体现出民族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运行方面的特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政治权力体制的中国特色,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体制。要发挥政治权力体制核心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就必须超越一般政治组织把取得执政地位作为中心目标的境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论级差政治信任的结构特质、成因及可能风险

级差政治信任是中国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结构最典型的特质,体现在人群分布、地域布局等方面,具有坚韧性和稳定性.级差政治信任形成的根源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浸润中民众的清官情节、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形象塑造差异、权能结构配置中的政治接触差异和政治传播中的资源占有差异.如果政治信任级差“鸿沟”过大,会滋生相应的社会政治风险,导致政治信任整体恶化,影响社会秩序,增加治理成本等.     

警民政治信任问题研究

鉴于新时代政治建警的大趋势,警民信任关系研究有必要突出警民间的政治信任问题。从政治信任生成机制中的信任主体、信任客体与信任环境三要素来考察,警民政治信任问题主要集中在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期待、警察对于人民群众的政治可信性以及警民政治信任的环境等方面。围绕以上问题,提升警民政治信任,应该在激发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兴趣、稳定和培树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预期、政治信心以及习惯性思维偏好上下功夫;在塑造警察政治能力、展现警察政治友爱和坚守警察正直属性上苦练内功;改善警民政治信任大环境,优化治安、法治和涉警舆情氛围。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及其现实启示

解释现代公共生活建构中的政治信任悖论,需要分析政治信任的结构。根据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与保护带的方法论,政治信任结构可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部分。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属于政治信任的硬核,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则属于保护带,它们在整个政治信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由此构成了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原理,对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提高政治不信任的修复能力,建构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启示。     

试论现代政治的法制化要求

所谓现代政治的法制化 ,其实质就是反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治” ,让社会政治体系围绕少数的或个人的权力意志旋转 ;实现法制 ,即让社会政治生活按明确的法律规则而有序地运行、发展 ,并使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国家政治权力的首要因素就是政治权力主体 ,即权力行使者。因为任何权力都要靠人来掌握、实施。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 ,就是要建立起符合民主和法制要求的产生、更迭和制约权力主体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一 ,现代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权力行使者的选拔使用 (即产生 )方…     

文化·政治·权力：西方文化政治理论关键词辨析

西方文化研究通过重新思考文化、政治与权力等概念,将文化与权力进行话语接合,形成文化政治的话语形态和批评范式。文化政治理论批判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结合大众文化形态,对文化语义进行扩容。文化政治将文化视为弥散着权力的意义版图与话语质态,不管是日常生活世界,还是表意的文本符码,都成为权力生产、传播与弥散的文化存在。文化政治理论重构了政治的话语内涵,形成微观政治、生活政治、差异政治与话语政治的多元政治景观。文化政治理论重新思考权力问题,强调权力的微观性、生产性、弥散性、对抗性等特征,批判性审视权力在日常生活、文本话语结构与文化实践中的生成、繁殖、流转与抗争,以文化介入、文化改革与文化治理的方式推动社会朝着自由、民主、公正与多元的方向发展。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共产党的政治生命所在

任何政党的政治生命最终取决于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活力之源在于一切为了人民与一切依靠人民相结合。党处于执政地位后的最大危险是发生权力异化伤害人民群众。密切党群关系要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的全过程。     

法治:政治民主的底线与高度

法治是政治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相反。法律的根本属性是说理,既是说理的依据,又是说理的保障。而说理是民主时代的根本特征,没有法律就没有民主。政治民主的底线,是保障人们有权基于自身利益在公共事务中发表不同于他人的独立意见,进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做出决定。政治民主的高度,则取决于国家权力是否真正受制于人民的权利,包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规定是否能够落实,法定的国家权力运行体制是否稳定有效并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活跃度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取决于法治发展的水平。     

探寻权力的合理性:构建政治伦理学导论

政治伦理学一般地说就是要把理论伦理学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应用于政治领域,应用于构建政治领域的价值体系,应用于解决当代人类政治生活和实践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从而对人们的政治活动进行规范和导向,使之为实现和促进人类幸福服务。文章提出权力合理性是政治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并对什么是权力合理性,为什么要把权力合理性作为政治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权力合理性与政治的善、正当、应当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释。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传统政治文化建构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

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以及未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孕育了共同的意义体系和伦理规范，建构了社会同一性，奠定了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赋予中央以内在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家”与“国”的密切联结，培育了对中央的信任感和亲和感。传统政治文化建构了权力本善的政治认知，赋予公权力执行者以“贤”与“能”的角色期望，形塑了对公权力及其执行者的政治信任。这些因素塑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情感、评价，生成了特定的政治认同，是促成和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实证研究

当前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况，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信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总体的状况是，高信任与高不信任共存，大学生对中央政府、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信任度高，对抽象问题的回答总体较为积极，但在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对政府自身管理水平和具体政务等方面，则表达了相当程度的不信任。对政府的信任超过了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对法律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给予了较高的信任。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受家庭背景、个体状况和传媒等多方面影响。     

新时代政治巡视制度协同反腐功能的法治化完善

政治巡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巡视制度以政治监督为功能定位,同时肩负着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制度使命,具有党内政治监督(核心功能)和协同反腐(延伸功能)的双层功能结构。政治巡视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巡视制度具有鲜明的政治监督属性。在此基础上,政治巡视的协同反腐功能建立在对官员有限理性的外部性克服、对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信息级差的矫正以及对权力监督权威性流失功能代偿的理论逻辑之上。新时代,为了在法治轨道上持续深化政治巡视工作,强化巡视监督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基本方略中的制度作用,需要着重关注巡视程序规范、巡视限权规范、巡视成效评价规范、巡视问责规范等方面的制度制约因素,进一步完善政治巡视程序规范,健全政治巡视限权规范,构建政治巡视工作成效监督评价机制及规范,激活并完善政治巡视不力问责条款。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

信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和信念。在现代社会,提升政府信任成为一个诚信政府不可或缺的能力和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危机连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这些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加深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认识。从政府信任问题的机理和规律来看,政府信任问题都是因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公众的意愿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探析政府信任包含的深刻涵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信任理论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涉及政府信任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对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政治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分析

政治信任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政治信任研究的兴起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这一社会背景包括当时美国信念激情期批判型公民的成长、经济大衰退对政府绩效的困扰、暴露政治中媒体对政府的揭短和世界角色衰落中自信心的减损等因素;另一方面又有着深厚的学理基础,政治文化理论的铺陈、政治系统理论的激发、社会交换理论的启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会通是其兴起最重要的理论源泉。这些理论的引入为政治信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使政治信任的研究迈向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试论政治权力及其制约机制

权力异化从内部来看是权力操作者和权力对象的利益互动所致,从外部来看则是权力缺席所导致的权力失控。因此,要克服权力腐败就必须从权力、权利、法律和道德等方面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制约。     

政治仪式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动态分析

本文从势能的角度提出一种理解政治权力的理论图式,权力的涵括范围和价值位阶是衡量权力关系的两大基本变量。在政治仪式中,权力的涵括范围主要指仪式的类型、政治背景和政治空间、参与者以及规模等方面的差别;权力的价值位阶则主要取决于仪式主导者所处地位的绝对高度。这两种变量不仅是政治仪式中评估权力关系的关键指标,同时在实践中,政治仪式通过调控两种变量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