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制度的效益价值分析

随着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法律程序中的效益因素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富有代表性的过滤机制，包含着丰富的效益因素。因此立足于我国公诉制度的实际，借助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公诉制度中的效益问题，对促进刑事公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着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法律监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的改革

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主要权能之一,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举足轻重,但是关于公诉权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公诉权的性质界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二是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无论从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还是从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分析,法律监督均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公诉权的具体配置和实际运作应当以实现公诉权的法律监督属性为原则和目标。但是,由于司法理念认识上的偏差和立法的不完善,公诉权在权力配置和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与问题,导致公诉权的行使未能回归理性状态。针对公诉权在配置和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应当更新公诉理念、扩充公诉裁量权的范围、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健全撤回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     

论构建我国民事公诉制度的基本思路

民事公诉制度是许多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予以规定。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诸多严重侵害民事公益的问题,并且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所以,在我国建立民事公诉制度十分必要。我国的民事公诉制度应由检察机关以公诉人身份提起,其起诉范围主要为几类特定的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证券监管的法理分析

证券监管既是经济学问题,亦是法学问题,在经济分析法学和社会法学的思想中有其法学的理论基础。从法律意义上讲,证券监管指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其法律价值主要表现为秩序、效益和公平,它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强心剂。     

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义

经济分析法学坚持效率应当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 ,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审判证明制度视野中的公诉法律原理

以法律系统有机论和审判中心主义来看,刑事审判的规定无疑影响着公诉的有关规定,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于:刑事审判证明制度不同,会使公诉的证据标准和案卷移送方式也应有所差异.由此审视,学界关于公诉法律原理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中国对西方的公诉法律制度的某些借鉴,必须以审判证明制度变革为前提.     

权力的扩展与运行机制的平衡——历史向度中的公诉制度

公诉制度的诞生以检察官的出现为标志,以人们对犯罪客体的全面认识为理论前提。对公诉制度的界定必须围绕公诉主体、公诉目的两个方面进行。公诉制度的变迁遵循了适用范围日益扩展、公诉机关日益独立统一、起诉条件日益规范、起诉原则日益科学的发展变化趋势。我国现行的公诉制度在向国际刑事司法准则靠拢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依然存在着不少缺憾,应该从厘清检察职能和实现控辩平等的角度对其予以完善。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探究

经济法的可诉性,在经济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需要对经济法可诉性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通过规范经济纠纷中的诉讼程序、对经济法法律责任进行明确划分、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充分发挥经济法可诉性在经济法中的作用。     

对暂缓起诉制度的理性审视

自2000年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首次提出起,暂缓起诉制度现已逐步推广到山东、长春、抚顺、上海和南京等地。但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理论的指导,各地的认识十分模糊,做法也极不统一。而这个游离于我国现行制度边缘的做法也引发了法学理论界的广泛争议。有人认为,暂缓起诉制度是公诉权的合理延伸,符合当前国际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刑罚个别化的刑事理论,其有助于刑罚教育功能的实现;但也有人认为,此制度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是对审判权的侵犯,更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公然践踏。可见,学者们对暂缓起诉制度的认识与态度存在着很大…     

《经济法》教学方法探讨

经济法是我国法学学科中的主干课程。运用经济学和法学两学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一种在教学中较成功的尝试。概念与含义,运用经济学原理剖析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与经济,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具体与抽象,应用直观的经济形象解析经济法的各项具体规定。     

从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展望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在我国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民事公诉已经"崭露头角",而行政公诉则"前途未卜"。然而,环境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折射出民事公诉在督促行政执法进而维护公益方面难有作为。监督行政是我国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行政公诉更能促进行政执法以维护公益、更契合我国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检察机关性质,行政公诉应该大有作为。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初探

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行政私益诉讼的由非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它包含行政公诉和由一般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了保护公益、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我国应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原有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制度进行变革.     

论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的追诉时效

对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进行分析研究 ,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作为应对该两类案件规定不同追诉时效的直接原因 ,并阐述了如此规定对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的重要意义 ,最后提出对现行有关立法进行修改的建议     

论刑事自诉担当的性质——以构成要素为视角

自诉担当是指被害人已经提起控诉,自诉程序已启动,但被害人由于丧失行为能力且没有其他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自诉,而由国家公诉机关接替被害人行使控诉权的一种公诉性质的法律制度。对自诉担当的性质研究有赖于刑事自诉制度要素的统一,即犯罪行为具有违法性、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个人的权益、被害人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追诉行为;自诉担当后,检察机关不履行侦查职能,由第三人或公安机关行使;自诉担当后不容许反致。     

刑事诉讼中的“歧视性起诉”

我国公诉实践中存在相似情形不同处理的歧视性起诉现象,这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为了实践宪法,实现法治,缓和社会冲突,防止公诉权滥用,保障被告人权利,我国也应当建立歧视性起诉辩护制度,对起诉进行司法审查,并进行程序性制裁。     

论参与公诉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的经济风险规避

因受传统法律观念影响和公安机关规避执业风险的现实需要,大多数轻伤害犯罪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均通过刑事公诉方式进行处理。由于犯罪被害人合法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司法存在缺陷,导致参与刑事公诉程序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通常承担着较大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诉讼支出的必然性和物质损失获得有效弥补的或然性。为合法规避这种经济风险,现实生活中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可积极申请刑事和解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行政公诉的法理与制度建构——一个法律监督的视角

我国行政公诉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公诉的特点,我国行政公诉既是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从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界定行政公诉的范围,将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作为提起行政公诉的前置程序,以节省诉讼成本,提高监督效率.基于检察机关拥有特别的公权力,检察监督具有明显的司法性、专门性、专业性,以及为了防止行政公诉的恣意,诉讼中应当以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为原则,行政机关仅对其控制的行政信息情报、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害案件涉及的高度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负责举证.     

日本不起诉制度对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启示

日本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赋予了检察官很大的起诉裁量权。为了防止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被滥用,日本的法律同时设置了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实践表明,日本的不起诉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而对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也谈我国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总体看,被害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仅与同为诉讼当事方的被告人相比显得薄弱,而且与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匹配。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事人,不享有完整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