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产减值准则实施的预期效果分析

2001年至今,我国实施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已五年有余,虽对核实企业资产价值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问题多多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这既有现行资产减值会计制度的缺陷,又有实施环境的差强人意。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完善长期资产减值会计,是我国资产减值会计面临的一个难题。解决的思路应从完善资产减值准则内容和实施环境两方面着手。     

论企业资产减值与会计政策选择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以及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会计环境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会计改革赋予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自主权和选择空间不断加大.企业会计制度应对一些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上有一定的空间和自主权,而且资产减值政策对企业会计运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资产减值准备之思考

在讨论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依据、制度规定及重要意义 ,分析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企业损益的影响以及企业的操纵行为和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会计人员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制定和施行计提计量统一标准 ,制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的使用及处置的会计处理方法等意见     

我国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研究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企业资产所面临的减值风险呈现出放大趋势。资产减值会计逐渐成为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的实际价值，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相关的信息，进一步发展完善资产减值会计成为必然。企业执行新的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能够更加谨慎地确认当期收益，夯实资产价值，更加公允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资产减值新旧准则比较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以下称新准则)。在新准则颁布之前,我国没有专门的资产减值准则,有关资产减值的会计规范散见于1999年,特别是2001年出台的有关具体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称旧准则)。本文拟对资产减值新旧准则的差异进行比较。     

资产减值会计规范的修订及其影响

本文主要对资产减值会计规范修订前后的主要内容差异、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基础、上市公司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经济动机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资产减值会计规范的修订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影响.     

资产减值会计理论

资产是一种“未来经济利益”或“服务潜力总量” ,其价值是一个变量 ,随资产本身的运动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相应的变化。为了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各国都要求企业对资产减值计提损失准备。本文拟对资产减值会计理论进行系统地研究 ,内容包括 :资产减值的甄别方法 ;资产减值的会计确认 ;资产减值的会计计量 ;资产减值的披露     

中国资产减值会计研究

简要地回顾了中国资产减值会计发展历程,概述了中国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确认方法和资产减值的恢复。指出中国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具有随意性、信息披露不足和会计信息质量失真。借鉴国内外会计准则,提出完善中国资产减值会计应加强会计制度建设,改进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使其在实务中更具有可操作性;提高会计事务所的诚信,加强资产减值的独立审计,遏制企业操纵利润;同时就多学科的紧密渗透,运用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健全信息市场和价格体系市场,正确评价资产减值;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既符合企业谨慎性原则,又有利于向国际惯例靠拢,对提高企业资产质量与防范风险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动因实证研究

长期资产与短期资产相比,由于其使用期限长,公允价值难以计量,一旦发生减损,会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会计收益产生巨大影响。为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财政部制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力求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质量。《企业会计制度》实施以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情况如何,计提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盈余操纵的现象,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首次亏损和审计意见在上市公司长期资产的减值行为中影响显著,并通过对2002、2003两年发生首次亏损公司第二年行为的后续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首次亏损年度倾向于计提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存有在以后年度进行“巨额冲销”以实现盈利的动机。     

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动因实证研究

长期资产与短期资产相比,由于其使用期限长,公允价值难以计量,一旦发生减损,会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会计收益产生巨大影响。为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财政部制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力求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质量。《企业会计制度》实施以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情况如何,计提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盈余操纵的现象,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首次亏损和审计意见在上市公司长期资产的减值行为中影响显著,并通过对2002、2003两年发生首次亏损公司第二年行为的后续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首次亏损年度倾向于计提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存有在以后年度进行"巨额冲销"以实现盈利的动机。     

试析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校资产构成呈现多元化趋势。它为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也给高校的国有资产管理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防止资产流失,优化资源配置,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高校必须健全管理机构,完善管理制度,做好产权关系的界定,控制资产的流失,达到资源共享,促进高校资产结构与布局的优化。     

高等院校无形资产管理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高校无形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重要的办学资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对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办学者应对无形资产的价值引起高度重视。本文针对高校无形资产的特点,结合当前高校无形资产管理现状,就如何开发利用高校无形资产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和探讨,促使高校管理者加深对高校无形资产的认识,提高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有效地发挥高校智力优势。     

对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的思考

价值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对价值要做具体分析.不同的价值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因为不同价值体系的存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事实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各种价值体系的提升.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考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系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关系中华民族的福祉,决不可掉以轻心.对于普世价值要做层次性的分析,然后才能搞清楚什么层次的普世价值我们是可以也应该接受的,什么样的普世价值是我们应予以拒绝和批判的.作这样的区分,才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模式的历史变迁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16世纪开始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模式，空想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以其独特的价值性区别于人类社会已有的实践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价值性。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使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纯粹思维王国的想像，成为以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为客观对象的价值判断的革命性转变。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价值体系时应该更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坚持核心价值的同时，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来丰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对我国陪审员制度的再思考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也是加强审判监督、彰显司法价值的重要途径。伴随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均有不尽人意之处 ,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此 ,应当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路径——基于价值认同的角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一个教育灌输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认同的过程。要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认同,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需要把握好“尊重多样差异,坚持一元导向”的价值引导、“坚持平等沟通,实现渐进渗透”的价值转化和“寻求社会共识,凝聚发展合力”的价值整合三个环节。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思想基础的广源性

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应始终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与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价值日趋多元化的信息社会,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具有其思想基础的广源性,即以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为“本源”,以现代文明社会普遍接受的共同价值为“他源”。通过二者的结合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相对抽象的理论内容具体化、生活化、大众化。     

由价值体系的变更谈哲学概念的重新界定

哲学是有着二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学科。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哲学概念。在和谐价值体系建构的当代，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应从时代价值体系变更的过程当中来寻找，认为哲学的概念应该是实践主体在追求与选择价值体系中的动态思维过程，是人类研究现时存在的根源及发展问题的动态性思维表现。     

混合型法律价值体系及其内在冲突——对转型期中国法律价值体系的社会学分析

根据来源的不同,法律价值体系可区分为内生型、植入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转型期中国的法律价值体系属于混合型。其主要由以下因素构成:法律移植而带来的外来法律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律价值,社会转型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中形成的新的法律传统和价值,还有中国当前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一些法律价值取向。这些因素之间有良性互动和动态均衡的一面,也常常存在着种种冲突,主要表现为文化冲突,包括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新传统与旧传统的冲突、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特有法律价值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冲突等。根据法律价值体系内部不同性质的冲突,可分别采取妥协和兼顾、加大宣传和动员的力度、强制推行、放任自流等策略,以维持法律系统的内在平衡。     

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的理解框架重构:一种价值形态演化视角

大数据时代,政府开放数据被认为蕴藏着巨大的潜在价值,而要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其潜在价值,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是一个必要条件。不过,到底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以及怎样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在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对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是什么、价值生成机制及其实现过程如何、价值生态系统怎样以及价值形态有哪些等基础性问题进行省思的基础上,通过诠释价值形态演化视角,尝试构建一种包含资源形态、资产形态、知识形态和智慧形态演化阶段/层次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理解框架。在这种理解框架中,政府开放数据的潜在价值通过从资源、资产到知识再到智慧的演化以及社会化建构将得到充分挖掘和实现,并最终与智慧社会建设深度融合在一起。通过基于价值形态演化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理解框架可以发现,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耦合系统。推动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需要坚持前瞻性、整体性、发展性思维,完善政府开放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开放数据制度规范体系、改进政府开放数据价值转化体系、优化政府开放数据价值生态体系、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人文价值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政府开放数据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