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

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     

再论金庸"反武侠":终结还是开端

金庸小说的“反武侠”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化自觉,在武侠小说中实现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型:一是以“人性”在武侠小说情节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武侠本位”向“小说本位”的转型;二是以“自由”在武侠小说观念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正义核心”向“自由核心”的转型。这两个转型使武侠小说超越单一文类而获得多重文本指涉。因此可以说,金庸小说既是一个旧武侠时代的终结,更是另一个新武侠时代的开端。     

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

民国武侠小说绝大多数粗制滥造、品位不高,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武侠党会编》一书的编者推崇民国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新文学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天,我们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这一教训,对《武侠党会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误评误导作出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以开拓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论武侠文学热所引发的创作危机及其转机

20世纪的中国武侠文学,赢得了数以亿计的读者,构成了奇异的、引人注目的阅读热潮,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时代、受众心理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然而,热潮现象背后却引发了"创作界的价值失度"和"理论界的批评失范",从而使武侠文学的创作陷入无序状态,尤其是"新派"武侠的代表人物古龙及"古派"传人,试图以"求新、求变"的创作理念来重振武侠文学创作的低靡状态,但最终却陷入"为变而变"的创作困境。就在港台武侠文学创作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大陆却为武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优越的社会环境、广阔的舞台和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而使武侠文学的创作前景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论《鹿鼎记》的"反武侠"特征

<鹿鼎记>以对传统武侠小说之道的逸出与偏离,在形象塑造、情节架构和思想意蕴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反武侠"特征,但其内在灵魂仍是对侠义精神的呼唤,它开辟了新武侠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金庸小说中的奇异兵器来源及其异国风光

从兵器继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金庸的想象力和审美营构,是避免把金庸神化,了解金庸小说乃至武侠文学民族文化之根的一个小小的窗口.金属轮兵器,来自元代蒙古兵经常运用的兵器"乾坤圈";金庸笔下的喷筒,来自于古代破解幻术的唧筒.异国风光的汇入,史诗与童话特点就有条件、且更完美地表现在奇异兵器上,就更加突出了武侠小说的灵动飞逸的审美特征.     

武侠背景中的复仇叙述--《铸剑》《鲜血梅花》比较论

鲁迅的<铸剑>和余华的<鲜血梅花>都借鉴了武侠小说的情节模式和武侠元素,但鲁迅是肯定性地书写复仇,正面突出"侠"的形象和行动,张扬复仇精神;而余华则宕开笔墨虚写复仇,对武侠小说的情节模式进行了解构和颠覆.两个以复仇为描写对象的文本,表达了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     

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特征及其文化价值

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领域中,堪与香港的金庸比肩的,是台湾的古龙.在量上后者超过了前者.古龙曾自称在25年中写了两千余万字,被改编成两百多部武侠电影.其拥有的读者、观众群也不亚于金庸.据称用他的小说改编的港剧《楚留香》在台播映期间,掀起武侠连续剧最高潮,创造了电视收视率的新纪录,影响所及,几达颠倒众生的地步. 在不少人心目中,武侠小说可供消遣而难登大雅之堂.然而近年还是不断引起一些严肃学者的关注.1987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学术层次较高的首届“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即是一例,而《文艺报》也于1988年载文评价大陆近年来的武侠小说创作.有学者指出:文学作     

《鹿鼎记》与金庸的“无招胜有招”

作为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之"终结者"角色对于解读金庸具有特殊的阐释意义.此书不仅仅是金庸创作生涯的"封刀"之作,而且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具有反武侠的特色,金庸自己在书的后记中也称<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论者多有许此书为西班牙之<堂·吉诃德>,认为其恰如<堂·吉诃德>终结骑士小说一样,有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终结意义.本文初步讨论金庸的武侠文学创作最终走上"反武侠"道路的历程,勾勒金庸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简单描述"武功"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演变,为解读<鹿鼎记>和金庸提供有益的参考.     

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金庸小说历史地位评说

侠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主要是文学阐释的产物.金庸小说不同于侠的古典阐释,它以现代意识重构了侠的形象和侠的世界.金庸对侠的现代阐释,使武侠小说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现力和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金庸小说也登上了武侠小说的顶峰.另一方面,对侠的现代阐释又摧毁了武侠小说这一古典文体的理性主义基础,造成了武侠小说的终结.这就是金庸小说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价值.     

论民国武侠会党小说的民俗意义

武侠会党小说在现代通俗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选取了江湖、会党、侠义几个概念作为切入点,分析会党小说、武侠小说中的民俗学内涵.江湖是武侠会党小说中充满诗意与文化内蕴的民俗意象;会党是存在于民间社会的民俗组织,对其内幕的揭秘发扬了小说的陌生化文学效果;侠义是精神民俗,是武侠会党小说流行于世俗文化生活的精神依托.武侠会党小说中的民俗内涵,对于小说的文学性、文化性的加强起着积极的作用.     

金庸武侠小说英译：问题及原因分析

金庸武侠小说汉译英理论和实践都存在问题：英译本偏少,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金庸武侠小说英译不足是中国文学译入译出失衡的一个缩影。从文化特色词来看,侠、江湖、武功等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英译的难点。从文化交流来看,英译中国文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边缘地位、英语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英语文学对英译中国文学的排斥也是导致金庸武侠小说英译不足的原因。     

论“修改”对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的崇高地位与他的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有很大的关系。金庸是武侠小说历史上第一位在文学观念上"觉醒"的人,他突破了关于武侠小说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把武侠小说和纯文学相提并论,并身体力行提高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局面。"修改"对于成就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性意义重大,它提高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级别和档次。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对武侠小说文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陆新武侠的新历史主义

自"大陆新武侠"产生以来,新历史主义观念就渗透于其发展的各个层面.新历史主义所具有的历史图景、自我主体化、解构方式等特征,使得大陆新武侠小说呈现出了多重面貌,并在作品的历史观、人物形象、情节与场景、人文精神范式等方面产生了复杂反应.创作群、读者群等文学因素的变化,也在多种互动影响中,促进了新历史主义质素的出现.思考新历史主义态势与大陆新武侠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深入理解武侠文学生态有着重要意义.     

从《寻秦记》看武侠小说发展的新方向

武侠小说作家黄易的崛起具有典型意义。他的代表作《寻秦记》将武侠和科幻结合,代表了武侠作家向言情、历史、推理等题材汲取营养形成辉煌后,在如今的困境下,终于将目光转向了科幻以及魔幻题材,并开创了通俗小说的新类型“武幻小说”。以《寻秦记》为代表的武幻小说的兴盛是武侠小说在困境之后的新变,也是武侠在新的环境下的新发展,就其本质而言,还是全球化浪潮下文化整合基础上的文学融合。它的兴盛,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文学渊源以及现实土壤。     

金庸小说与中国乐感文化的展示与升华

金庸小说对音乐的描写,体现了他对中国乐感文化的理解.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再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的音乐元素走过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性格到武功再到音乐本身的过程,这显示了金庸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在"后金庸"时代,音乐元素则被作为一种氛围描写进一步表达了审美主题.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贯通古今 寻索真知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