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

流行病危机导致流行病伦理的产生。目前的医学伦理无法解决流行病中的伦理问题,因为流行病伦理与医学伦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流行病防控中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这种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流行病防控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健康,而社群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社群主义能够为解决流行病伦理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提供理论资源。     

作为目的“善”的主体性界定——《尼各马可伦理学》善的伦理核心浅析

亚里士多德在其以“善”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中就善的主体性概念以及其实践基础作了简明扼要的陈述，而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逻辑体系也都是建构在以原初即最高善主体性清晰明了之上的一套城邦中社会属性人的伦理价值考量。于是，我们非常有必要就亚里士多德本人对善的明确阐释为基点，进而展开对古希腊经典伦理思想的纵深性剖析。而单纯就善本体论层面的探讨则有助于对实践伦理核心的更清晰归纳。     

利己与利他相统一:善的最高层次

对善的定义虽存争议,但善存在着层次性却是可以确定的。从利己与利他角度而言,传统伦理学将纯粹利他视为最高层次的善,而我们则认为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是最高层次的善,对最高层次善的不同界定,是奠定理想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基石,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显而易见。     

善的道德原则对于戒律规范的优先性——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

佛教伦理以善作为道德理论的根基,用以戒律为主体的外在形式建构其整个伦理规范体系。人们在遵循戒律的道德践行中不断证悟自身善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原则。佛教伦理主张,主体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应从善的本性出发,而内在善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正是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具体的实践维度中,佛教伦理的适应融合与灵活变通进一步彰显出其思想学说的内在张力。     

制度伦理与制度“善”

制度伦理是当代中国语境下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制度伦理既不是什么"制度的伦理化",也不是什么"伦理的制度化",而是对制度的伦理分析。其核心是揭示制度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其主旨是指向"什么是善的制度"、"一个善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有何伦理价值"等问题。对于制度"善"的伦理思考,必须坚持内容与形式、基本与非基本制度相统一的立场,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     

基于道德法则的善——康德在道德哲学中的革命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道德探讨必须首先从善的定义出发。而康德却另辟蹊径地指出,善作为意志与行为的关联,如果它的确立是先于道德法则的,并且它决定我们的欲求能力,那么它只能是一个经验的、偶然的概念,根本无法承担起道德评价所需要的确定性,也不可能支撑起需要确定规范性的道德哲学体系。相反,道德法则因为具有先天确定形式而成为普遍的评价标准,因而能够支撑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理论。所以,道德探讨的起点首先是寻求普遍的道德法则并进而通过道德法则确定作为意志对象的善。然而,对于道德生活而言,基于确定性的道德原则和基于欲求能力的幸福同是我们生活意义之所在,只考虑其中之一是有失偏颇的。     

“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     

"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     

摩尔“善”的不可定义

千百年来，“善是什么”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富于哲思的伦理学家们，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出了关于“善”的定义，但是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全面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出究竞什么是善。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也从探讨“善是什么”的问题出发，试图找到善的定义。但是在经过详细阐发与分析，并批判地指出自然主义学家们所犯的谬误后，得出“善是不可定义的”的结论，从而开辟了“元伦理学”的新局面。     

“善”究竟是什么？

本文界定了善的概念,讨论了善是否可以定义。作者认为,善可以分为形而上之善和形而下之善两大类。尽管善难以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善的观念和善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我们凭借直觉和理性不仅可以辨别善恶,而且可以描述善的种种属性和特性。     

摩尔"善"的不可定义

千百年来，“善是什么”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富于哲思的伦理学家们，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出了关于“善”的定义，但是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全面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出究竞什么是善。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也从探讨“善是什么”的问题出发，试图找到善的定义。但是在经过详细阐发与分析，并批判地指出自然主义学家们所犯的谬误后，得出“善是不可定义的”的结论，从而开辟了“元伦理学”的新局面。     

论黑格尔“善的理念”的辩证视域

黑格尔认为,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是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善就是进一步被规定了的理念,也就是意志概念和特殊意志的统一。善不是某种抽象法的东西,而是某种其实质由法和福利所构成的、内容充实的东西,一方面,善对主观意志说应该是实体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主观意志应以善为目的并使之全部实现,另一方面,就善而言,善只有以主观意志为中介,才能进入到现实。     

康德主体性道德哲学及其教育学意义

18世纪的康德哲学在道德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树立了主体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从作为人本性的理性和自由出发去寻求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康德强调,人的理性是道德原则的基础,人是道德活动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应体现为对客观的道德法则的遵循,对绝对命令的服从。康德的主体性道德哲学在教育学方面仍给我们以富有意义的启发。     

孟子性善论及其现实价值

性善论作为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石作用。孟子探讨了人的本性，为人性作了善的判断，揭示了道德完备的途径和可能性，激发了世人对人格道德的重视和追求，并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纲领，对我国所推行的以德治国论有重大的借鏊意义。     

五四文学理性精神批判

五四文学虽力求通过理性的觉醒促进情感的解放,但由于作为逻辑前提的理性缺乏足够的文化力量,结果造成了作家主体与形象客体之间精神意向上的尖锐矛盾,以及作家主体理性精神的内在分裂。五四文学始终未能从情感的迷乱中走出来,而且其情感主要表现为实体性的伦理政治情感,其主人公往往是缺乏创造生活勇气的"被动者"形象。这一切最终引发了对自我主体的怀疑乃至对理性信念的否定。     

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指出他的道德思想是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继承,他提出的“道德低限”的主张是对维系人类存在的基本道德伦理的反思,表现了阿多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关切。第二部分结合阿多诺的道德思想分析我国学术界对普世伦理学的讨论,强调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去研究道德伦理,指出道德伦理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普世伦理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世界伦理"构想下的儒教问题思考

孔汉思“世界伦理”构想的提出,使得儒教在世界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重新发展的机遇,在构建“世界伦理”的过程中,儒教既要解决好自身的两个问题,同时还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以适应世界政治一体化对宗教所提出的要求,从而在新的世纪里,发挥其应尽的功能。     

"和"--中华民族古代伦理观的总念

“和”之为德,乃是常识,但在现今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中,却较少系统论及,而对于“和”德在伦理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更是未见有人提及。本文对中国古代有关“和”德的思想作了较系统地梳理;同时,依据历代、尤其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及把“和”视作“天德”的思想,提出了“和”为中国古代伦理观的“总念”的观点,并作了相应论述。     

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及其起源——从《旧约》到《新约》

超血亲伦理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无论神学或人文学科均未对此特征作专题充分研究.有关耶稣颠覆家庭的言行被回避并纳入传统伦理解释.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将地域性的古代伦理扩展为普世的平等伦理,从而成为现代性普遍公民身份渊源.现代化转型期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以及相关的古今中西比较争论,均重大地涉及基督教超血亲伦理.本文以《圣经》文本为依据,围绕《旧约》到《新约》的家庭观念转变,尝试梳理并揭示超血亲伦理的起源及其构成要素,最后对其历史意义作一简要阐释.